2月23日,在万众期待之中,江苏省委省政府调查组发布了“丰县生育八孩女子”事件调查的处理结果,从七个方面进行了答疑解惑,予以严肃追责,证实了铁链女就是小花梅,澄清了李莹不是杨某侠等大家关心的问题,处理了17名当地干部,作了反思,并提出了整改措施。
洋洋洒洒数千字的调查报告无疑为此次事件盖棺定论了。
而伴随这个结论的出台,“丰县生育八孩女子”的最新治疗画面曝光,病床上的她从此前面对医护人员情绪激动,到如今变得安静寡言,大儿子在医院进行陪护。
负责“小花梅”治疗的主治医师说,患者病情较之前有所好转,但目前还存在自言自语、注意力不集中、情感反应不协调、对疾病没有认识等问题。
该医师表示,下一步继续进行抗精神病药物治疗,还要加强生活护理,营养支持和心理支持。
● 来源:江苏新闻采访
但我们接下来最关心的是,一个“小花梅”因为一次偶然的曝光得到了关注与拯救,那么,其他被隐匿被忽略的“小花梅”呢?她们是否仍然在被囚禁,被铁链紧锁?继续承受着被侮辱被损害的命运。
当冰山一角被揭开时,我们的目光所及,还应该包括冰层之下。
因为小花梅代表的不是一个孤本的遭际,折射出的是一个时代群体的缩影。
1
2007年,李杨导演的《盲山》上映,将一个沉重的“盲人”世界真实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当年,22岁的女大学生白雪梅因找工作被人贩子骗到一个山村。待她醒来之后,被告知,她已经被卖给了40岁的农民黄德贵做老婆了。
羊入虎口的白雪梅要回家,理所当然遭到了黄德贵的坚决拒绝。到了晚上,黄德贵强奸了她,为了防止她逃跑,将她关在黑屋里。
从此失去自由的白雪梅堕入了万丈深渊,不仅肉体被凌辱,精神也受到了巨大的摧残。
● 《盲山》剧照
尽管每每反抗就会遭到谩骂与毒打,但白雪梅还是不断寻找机会逃跑。
然而整个闭塞的山村没有人肯向她伸出援手,却沆瀣一气地成为帮凶,替黄守贵严防死守。
因此,白雪梅每次逃跑都未能如愿,被抓回来后,一次次遭到变本加厉的毒打。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不久,白雪梅在无限的屈辱中为黄德贵生了一个男孩。
● 《盲山》剧照
尽管黄家因为孩子的降生而放松了对白雪梅的警惕,但她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逃跑计划”,后来在一个初中生的帮助下,和父母取得了联系。
由于全体村民的阻挠,与父亲一同而来的两个警察无法救出白雪梅。历经周折后,白雪梅终于逃出了那个山村,但她的孩子却不得不留在那里。
《盲山》公映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人评价它:
“这是一部令人愤懑,怒火中烧的电影,也是一部让人倍感无力,心生绝望的电影。因为它几乎不是电影,就是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它彻底打破了我们对这个世界‘淳朴善良’的幻想,把黑色的罪直白地放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无地自容。该片是一种真正的电影,它可以告诉后来人,真实的电影,真实的世界是怎样的。”
该片中扮演郑小兰的演员,的确就是从四川一个县城给骗嫁到村里的不幸女孩。
● 《盲山》剧照
在电影里,白雪梅能侥幸逃脱虎穴,但现实中,仍有很多妇女继续着她们的噩梦,甚至永远无法逃脱。
毕竟,现实有时比艺术更荒诞,更魔幻,更残酷。
2
1988年,一篇关于人口买卖的报告文学震惊世人。它记录了一桩曾轰动全国的特大劫持拐卖妇女案,事发地点就在徐州的丰县。
作者徐宁、唐冬梅在《黑色漩涡》的开篇引用了当时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书记处的说法,谈到那些年拐卖妇女犹如一股黑色漩涡,而“江苏徐州就是这股黑色漩涡的中心”。
在这篇报告文学中,作者谈及的那场特大拐卖案,直至今日看后仍令人触目惊心:
“从1987年8月至1988年1月,短短五个多月时间, 43名罪犯公然结成团伙,在徐州火车站广场将来自云南、四川、贵州等9个省区的妇女劫持至窝点,以1800元至3600元的不等价格,贩卖到铜山县、睢宁县、宿县、灵璧县一带。
被这伙犯罪集团劫持、拐卖的妇女多达101人,其中有11人被强奸、轮奸,年龄最小的只有13岁。受害者绝大多数是未婚女青年,有农民、干部、待业青年、精神病患者……”
她们被拐卖到穷乡僻壤,被殴打,被性侵,甚至被数次转手,明码标价,公开售卖,继而沦为生儿育女、传宗接代的工具,能够成功逃脱的寥寥可数,大多数都继续生活在暗无天日之中,直至生命枯竭,无声死去……
在这篇调查报告文学中,作者还罗列了外地妇女被哄骗、劫持、拐卖到江苏省徐州市的几组数字(这仅仅是一个最保守的数字)。
自1986年以来(至1988年初):
- 钢山县12000人
- 睢宁县 8700人
- 邳县 9400人
- 丰县 8100人
- 沛县 5300人
- 新沂县4600人
“窥一斑而见全豹”,徐州的拐卖人口现象曾如此猖獗,推演至全国的其他地方,也不同程度地上演着现代文明下的悲剧。
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这种罪恶仍远远未偃旗息鼓。
据统计,2020年,全国有100万人“走失”,平均每天2739人次,每分钟2人。2019年的数据是177万,2016年则是令人发指的 397万。
在这个庞大的数据背后,有多少被断送了一生的女子, 有多少因此支离破碎的家庭,有多少始终无法被拯救的灵魂。
就像有人说的那样:“不要以为你所经历的每一天都是崭新的一天,也有可能是历史的今天。”
譬如那个至今已经失踪26年,仍“查无此人”的李莹。
● 李莹
1996年12月6日,那个12岁的小姑娘背着书包去上学,她消失在通往学校的那条路上,就再也没有回来。
直至她的父亲去世,也没有等到日思夜想的女儿。
3
罪恶的温床为什么会一直都在?盖有其丰厚的土壤。
毋庸讳言,当贫穷与野蛮结为孪生兄弟,那么贪婪与金钱就会朋比为奸。人贩子明知他们丧尽天良的罪行会造成什么恶果,为什么还会不惜以身试法?
我曾经在一篇报道中,看到过一名记者与人贩子的对话,让人不寒而栗,甚至毛骨悚然。
- “你为什么要贩卖儿童?”
- “钱来得快又比较简单。”
- “你不知道是犯罪吗?”
- “不就是一个小孩吗?他们可以再生呗!”
- “拐卖过程中你是否曾杀害过儿童?”
- (沉默了一会,点头)“那娃哭声太大,差点把人招来,和我一伙的怕事,就把娃丢河里了。这是他干的,不是我!”
该人贩子甚至扬言:“这个世界上,没有我拐不走的孩子!”
在这些穷凶极恶的人贩子眼里,拐卖孩子是最容易赚到钱的一条“光明大道”。
曾有中国“第一女人贩子”之称的陈莲香,从59岁起干上了人贩子勾当,从2009年至2010年,两年时间至少拐卖了46名三岁以下的孩子,给很多孩子造成了难以弥补的伤害,同时也给他们所属的家庭带去了无尽的痛苦。
很多父母从此踏上漫漫寻亲之路,他们为此丢了工作,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生活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2010年10月,陈莲香被抓获,警察问她,为什么要拐卖儿童?她冷冷地回答:
“没什么,主要是来钱快。”
前些年,媒体曝光了一组拐卖数据,从拐,到卖,再到办理出生证明,一个孩子能值十一二万块钱,而成本却是零元,对于人贩子来说,这就是无本万利的“生财之道”。
19世纪中叶,英国的评论家邓宁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过,面对暴利的追逐时,一些人的丧心病狂:
“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大胆起来………如果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 光天化日之下,合伙围攻大人,直接抢走孩子
但人贩子之所以敢于铤而走险,除了暴利,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小了。
中国政法大学罗翔教授曾在一次刑法讲座中谈到买卖妇女在法律量刑上的严重失衡:
“买个女人最重判3年。但买只熊猫却至少判10年以上,买两只鹦鹉都得判5年以上。”
也就是说,买卖妇女得到的惩罚,有时都不如买两只鹦鹉受到的重创之大。
尤其是对人贩子的惩治力度,并没有对等于他们所犯下的伤天害理的罪行。很多人贩子之所以能够“前赴后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就算被抓住了,也就判几年刑,甚至出来之后,还可以继续去拐卖。
譬如前文提到的陈莲香,拐卖了很多孩子,毁了无数的家庭,甚至作案期间,还和同伙一起淹死了一名不超过两岁的孩子。就在所有人都认为陈莲香被绳之以法,应该判处死刑的时候,最终她也仅仅只被判了10年刑期,交了3000块罚款了事。
即便在这种情况下,她还能得到减刑,据说,2019年5月底,她已经刑满释放了。
● 陈莲香被逮捕
释放后的她,是否会改邪归正,还是不久之后“东山再起”,我们都无法预料。
做着轻而易举的“买卖”,挣着一本、甚至无本万利的大钱,却只需付出最菲薄的代价,如果不被抓到,更无须付出任何代价。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人贩子的趋之若鹜了。
4
有人曾说,“一个国家的文明,不是看楼多高,路多宽,车多快,要看到人的尊严和安全的保障,看到作为人的权利的被保护和不容侵犯。”
而要达成这个目标,首先应该从立法层面去做出努力。
2019年,全国人大代表张宝艳就曾建议:对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起刑点,应从“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调至“十年以上至死刑”,她认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量刑应重于绑架罪。
张宝艳作为一名母亲,她体会过儿子走失的心急如焚,于是开始关注被拐儿童,并与丈夫自费创办“宝贝回家寻子网”,专门帮助被拐卖、被遗弃、走失、流浪乞讨儿童回家。
十年来,她以微薄之力,使19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
在张宝艳看来,无论是被拐卖的妇女还是孩童背后,都是一个被摧毁的人生、分崩离析的家庭,甚至是一个家族的毁灭。
而家庭是我们社会的基本单元,如果家庭功能受损,那么,社会的和谐与稳定都势必会受到影响。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张宝艳代表的建议无疑彰显出了重要性和迫切性。
因此,对人贩子加大量刑,终身追责,提高他们的作恶成本,才能有效震慑犯罪分子,减少买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发生。
尽管法治的进步,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更非一蹴而就之事,但至少需要被明确地主张,被切实地推进。而它的实现,无法单靠个人的孤勇,而是要仰赖全社会之力。
奥地利著名诗人里尔克曾写下过这样的句子:
“此刻世上某处
有人在哭,有人在笑
有人在走,有人在死。”
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际遇,但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语境中,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更没有谁能独善其身。
那么除了法治层面的推动,其他方面呢?正像昨天发布的调查报告里所反思的一个重要基本点:“坚持人民至上,站稳人民立场、厚植人民情怀。”
如果真能“前事不忘”,进而成为“后事之师”;如果真能知行合一,惩前毖后,那么,很多悲剧未尝不能避免。
● 《嫁给大山的女人》剧照
鲁迅先生曾经在一百多年前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今时今日,我们还应该在“救救孩子”之外,加上一句:“救救小花梅们。”
因为她们是我们的姐妹,是父母的女儿,是孩子的母亲,更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员。
“对妇女儿童的保护,是一个社会文明的真实体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就是我们的底线保护。”
所以,关注她们,也是在关注我们自己;保护她们,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在快结束本文时,我想起历史学家罗新教授的话:
“每当我因胆怯,因恐惧,因心怀侥幸,而沉默,而看向旁边,而低下头,而转过身去,我以为我这样才得以幸存,得以获得等待的机会。我不知道的是,每一次我这么做,其实我都失去了我自己的一部分。这么多年,这么多次,我现在还剩下什么?”
反躬自省之下,有形的铁链与无形的铁链同样需要被解锁。
因此,当良知不再因明哲保身而被泯灭时,当法治的进程跟上经济的快速发展时,当渺小个体不再被宏大叙事遮蔽时,当公信力不再被一次次挥霍时,希望的曙光才能升起在黎明的地平线上。
毕竟,真正的文明不是失衡的天平,而是普照的阳光。文/荠麦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