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辛上邪
前几天，虎扑网上有北京读者留言说“同事送小孩第一天上小学，班主任开班会直接说，请各位家长放心，咱们班没有父母卖菜的孩子”。
今年五月，爆出上海两所民办小学招生时，让家长做智商测试题，还发调查问卷询问祖父母、外祖父母的学历。
小学问卷题目，家长要限时从中选出正确选项。受访者供图
学校家长问卷要填写学生祖辈的情况
这两条新闻下面的评论不乏支持者——在我们不断呼吁教育资源公平化的今天，仍有学校在公然做不公平的事情，并得到不少家长的支持，真是细思极恐。近一步的问题是，学校拣选了家长后，就能培养出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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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统论的新化身
知乎的“咱们班没有父母卖菜的孩子”问题讨论中，支持学校“净化”家长的读者认为这是孟母三迁的延续，只是表达得不够“政治正确”：
（普通家庭的学生）作业本上时刻挂着油星，校服总是脏兮兮的，教师内外的白墙上面全是脏手印，周末在家就是跟家长去卖菜、干活儿，嘴里的话总是不干不净的，学校组织“大语文”活动（就是背古诗词），这几个班的学生没几个认真背的，导致学校领导在教育局那边抬不起头，班主任也在校领导面前挨训。
前几年刚入少儿培训行业，就发现家里做小生意的也许赚钱，但是孩子真的是……毛笔字练习，有时需要把着手写，一靠近这孩子满身都是街上卖的各种小零食和汗臭还有长久不洗的头发混合的味道，那酸爽。这孩子家里是本地很有名的米线店老板，小家族连锁。跟这个孩子玩在一起的另一个家里也是具有类似的特点，家里是加盟品牌连锁刀削面的。每次轮流把手写字、改作业轮到这类孩子的时候真是头大，基本屏着呼吸写完。
这些是事实，但绝不应因此而以偏概全。简单地用父母的职业来区分孩子的品行，无疑与地图炮一样，武断、粗暴、无礼。难道学校里“坏学生”没有官二代、富二代？难道父母是公务员的、小资白领的，孩子就全部成了栋梁？
老师选家长的做法不是孟母三迁的延续。以父母来区别孩子是血统论的延续！
上一次血统论泛滥发生于1960年代。1966年7月29日，北京一所中学里一些家庭出身是干部的学生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血统论由此复苏，开始在学生中间弥漫。
在法制薄弱的当时，血统论引发了滥打滥杀，仅在当年八九月间，北京市就打死1000多人。“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致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出生38天，22户人家死绝。”
如今法制健全了，此类悲剧不会重演，但以血统来区别对待孩子的教育的影响将非常恶劣、不啻于隐形的砍砍杀杀。
— 02 —
可笑的北京居民的准入资格
2005年两会期间，政协代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惟英提出，北京应该“抬高外地人进京门槛，禁止外地人盲目进京”。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就此事接受采访时说，“人为抬高进京门槛，不是进步或倒退的问题，而是权利公平与否的问题。以是否是北京需要的人才对外来人口进行分门别类的‘准入‘，实际上是在那些有进京要求的人们面前划分了不同的标准，不仅是地域歧视，而且是一种专长歧视，本领歧视。”
2017年7月，北京市大兴区求贤村发布通知：求贤村将对外来居住人口以及大棚、饭店、小吃店等外来经营者，一律实行单月收费制。这些收费包括卫生服务费、水费、治安费、电力设施费。
《财新网》就此事采访了有关专家，专家们普遍认为，这样专门针对外来人口的收费是不合理的，其中只有卫生服务费尚可存在，其他的违背基本法律。中国农业大学叶敬忠教授认为，城市发展调控是必须的，适当引导分流也是必要的，然而不能需要外来人口时就鼓励来，不需要时就排斥。
"城市化发展至今，如果不能调整思维，让参与城市发展的人有机会共享改革成果，而是仍抱守‘这就是我的城市，你们只是外地人‘的思维，城乡协调发展无从谈起，最终也会阻碍全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为了吸引人才，可以奖励人才，但是不能歧视“非人才”。这些排斥外来人的做法就是“上车”理论的典型体现。挤上公车的人马上要去司机关门，不要其他人再挤进来。
孟母三迁的故事人们耳熟能详，《三字经》将其概括为“昔孟母，择邻处”。孟母的择邻处的行为是选择居住地的自主权。如同家长们可以选择打拼安家的城市、购房的地点一样。而政协委员的准入提案、求贤村的外来人收费通知、学校按照家长的状况来招收学生皆属于管理越界，是赤裸裸的歧视。这是不同性质的两件事。
很多国家通过提高一个地区的销售税、降低福利来控制某些热门地区的人口，这是针对该地区全体居民的，而非某个群体，是比较合理的。但如果针对某个群体，就是歧视——美国、加拿大排华期间都曾经向华裔征收过“人头税”。
当我们为了历史上的排华事件抗议时、谴责纳粹对犹太人的歧视迫害时，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对自己的同胞又在做什么？
纽约华人抗议美广播公司辱华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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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精致利己主义者
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都说过，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格，学校教育的核心应该是人格教育。哲学家雅思贝尔斯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的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用诗意的语言表达为“教育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可惜，在时下这些皆化为虚无。学校和老师们的主要任务是如何让学生们背会标准答案、考试取得高分、取得文凭，培育目标是有个好工作、有份好收入，其他的都是浮云。家长们也趋之若鹜。传达给学生们的信息（培养出来的品质）是无需思辨（没有思考能力）、两耳不闻窗外事（冷漠）、只要学习好即可（自私、唯我独尊）、不要交往没有英语名字和上不起补习班的同学（嫌贫爱富、实用主义）等等。师长们用杂乱、丑陋、势利眼的灵魂又能唤醒的怎样的灵魂呢？
恶果已经相当明显。北京大学副教授、心理学家徐凯文多次撰文呼吁社会重视学生的“空心病”。“空心病是一个比较形象的说法，也许我可以把它姑且称为价值观缺陷所致心理障碍。”它的表现类似于抑郁症，却无药物可以治愈。作为北大驻校的心理辅导总督导，他统计后发现， 北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一年级学生中，三成厌恶学习或找不到学习的意义，四成认为活着没有意义。
倘若大学生在青春万岁的年华中厌世令人吃惊，那么中小学在天真烂漫的岁数就开始有自杀行为，是不是更震撼？！
是什么导致了学生们的空心病？是老师和家长的价值导向、言传身教。老师和家长只注重学习，不要德智体美劳，学生自然也就不具备德智体美劳的发展。不种种子焉能收获？学生内心除了自己的分数、获奖、地位，没有其他。满心都是我我我我我时，内心是空的。空心病患者其实就是北大钱理群教授所说的“绝对的精致利己主义者”。
精制的利己主义者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家长和老师言传身教的结果。“我们为了一个好的科研成果，有时候会数据作假；我们为了能够挣到钱，可以放弃自己的道德伦理底线；我们作为一个医生，可以收红包拿回扣；有些老师上课不讲知识点，下班时在辅导班里讲……而孩子，是向我们学习的。”
家长和老师嫌弃卖菜的，孩子自然跟着嫌弃。因此，看到十岁的孩子说他爸妈没钱、配不上他这么聪明的孩子的新闻时，不必吃惊。将来他对年老、“无用”的父母有任何忤逆不孝都属于正常，他人际关系不好、婚姻不幸福也很自然。因为父母已经给他树立了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势利眼的父母其实是在培养自己不幸的未来。
限于篇幅，对于一座城市中如果没有卖菜、卖水果、清洁工、快递员、建筑工人、小商铺等等这些“基础、低端”人员，那些自以为是的中产、高尚阶层如何维系他们的生活暂不讨论；遇到家庭教育不足的学生，老师的职责不是关爱、弥补，而是嫌弃、鄙视这样的师德沦丧也不讨论；教育资源不均衡加速贫富差距、形成对社会不稳定的巨大危机亦不多谈；至于是谁赋予了地方、学校侵害公民受教育的权利，更不必说。
仅就事论事地说，学校里精选了家长，就能培养出好学生？答案已经一目了然。无论老师还是家长，如果还不能警醒、不能迷途知返，教育危矣！而教育关系着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