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的儿子成为高考状元: 农村孩子难考上好大学吗?

今年北京高考的文科状元出来了，是北京二中的熊轩昂。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问到“你还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吗”，他说“我觉得农村地区的孩子越来越难考上好学校，我是普通家庭长大的，但是衣食无忧，父母都是知识分子，而且在北京这种大城市，在教育资源上享受到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可能是外地孩子或农村孩子所完全享受不到的，这种东西让我在学习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说能走一些捷径。近几年的高考状元，也很难再看到农村里面供养出来的，很多都是家境又好，自己又厉害的人。但我还是觉得，知识不一定能够改变命运，但是你没有知识是一定改变不了命运的。”

这段话被断章取义地截取转发、在网络持续发酵，寒门难处贵子、上升通道封闭、阶级固化从教育开始等等的观点又被“再次证明”——拼爹要从上早教班开始。

难道生在农门，就只能等着长大做民工吗？

我公婆是农民，丈夫的绝大多数亲戚都在农村，各家贫富差距不大、基本都在家务农或在村办厂务工，最能干的是做个小买卖，但是他们的孩子的发展之路却很不相同。他的两个表妹的儿子年龄相仿，一个已经大二了，一个早就退学去工厂上班了。两个孩子的天资差不多，那个去工厂的小时候还被认为更聪明，是什么造成了这种差距呢？

儿子上大学的表妹是他舅舅家的闺女。舅舅家姓孔，隔些年要回曲阜续族谱，整个家族都比较重视读书，在孩子上学方面没有性别歧视。家族规矩也比较多，尤其是不赞成打牌、赌博——北方农村冬三月，地里没有农活儿，打牌、赌钱是很常见的。在这样风气的影响下，家族里比较重视孩子们上学，认为上大学是首选。表妹没考上大学，结婚后和妹夫做小生意。儿子上小学后，她每天晚上陪着孩子写作业。为了给孩子做榜样，她还去报了个“马列主义”的大专函授班。只是为了给孩子做个样子。

那个儿子辍学务工的妹妹是丈夫叔伯家的。以前年节我们回村里时，丈夫和妹妹建议过，晚上孩子写作业时，家长不要看电视、打麻将，给孩子一个学习的环境。可是这个妹妹说，“干了一天地里活儿太累，总也要放松一下。”对于孩子学习不好，她虽然也抱怨，接下来却说，“上不了学就回来种地，家里葡萄地也需要人。嫌种地累，找厂子上班也不难。反正房子给他盖起来了，将来找媳妇不愁。”

差距就是这样出来的。养孩子和种庄稼一样，方式、方法正确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不可否认，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熊轩昂的父母为他提供了衣食无忧的生活环境，他又身处北京这个教育资源集中的地方，所以他取得好的学习成绩相对容易。北京的教育早在八十年代我读小学时已全国闻名了。“海淀区”这个词最早我就是听老师上课说的，当时常作一些蜡纸刻板的翻印的海淀区的卷子。以至于我第一次去海淀区时，有种踏上延安圣地的感觉。但是，同样在海淀区、同样衣食无忧的孩子中，学习成绩肯定也是参差不齐。

在采访中，熊轩昂也说，“我觉得父母给我无形中的帮助特别大，给我营造了一种很好的家庭氛围，对我学习习惯、性格上的培养都是潜移默化的。我的家长也不是老师，没有明确地指导我学习，但是潜移默化的指导特别多。” “父母都是外交官。因为是外交官，所以我地理比较好，对于各个国家在哪儿从小就了解一些。我也去过一些国家。” “父母也带我去过一些别人不一定能够去过的国家和地区，我曾经在巴西住过两个月，还有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东帝汶，印度尼西亚等等，我可能在见识上比同龄人要多。”

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学习习惯、思维方式、理想等影响比生在哪里更重要。所谓父母的眼界决定孩子的成长边界、孩子是父母的翻版。虽然有些夸张，但父母的言传身教在孩子成长中有范式的作用。

我的中学同学的父母大多都是机关干部，有的还是省市重要领导，出自工人家庭的不多。其中有位父亲是工人、母亲没有工作的同学，现在是香港一家上市公司的CEO。他儿子在英国留学，他的父母去陪着孙子小住过几个月。在完全不懂英文的情况下，每天送孙子去公车站后，爷爷奶奶还能坐公车溜达着去买菜。和他父亲聊天，他父亲表示完全没问题啊，记着上哪趟车、坐几站下车、路上的显著路标，再说，有问题总能找人帮助。也曾误将其他国家的亚裔当作华人问路，“问错了就再找别人问，总能找到。”CEO同学就深具他父母的这种勇气和韧性。大学毕业留广州后，从国营单位辞职，自己做生意折腾了十年没有起色，又去读MBA、进大公司打工，一步步做到了现在的职位。

谈到阶层这种东西，可以说是人们给自己思维的一种枷锁。阶层是什么？户口本上肯定没写，可是大家都认为能感觉到。具体说来，应该是对收入差异、获得社会尊重程度、公共资源获取难易的一种归类，是对客观差异的一种人为总结。

在许多事情要花钱送礼托关系、入学要交赞助费的情况下，有钱自然就更容易获得更多的公共资源。这是非常不公平的。在这样风气的助长下，一些人有“笑贫不笑娼”的想法，认为钱是万能的。因此，很多人追求的“阶层”说白了是高收入。不少人在赚了些钱后，就自动认为自己属于上层社会，走路横着，说话占地儿，对人颐指气使，视他人为粪土。正是这样的思想使得社会的“阶层”越来越明显。

十多年前，有一次我约一位同行去逛服装市场，她拒绝了邀约，理由是：“咱们这样阶层的人怎么能穿那里的衣服呢？我现在都是买某某牌子的。”而我始终没明白，她和我算哪个阶层的。后来我懒得逛街，买衣服都是某宝的。昨天还穿着某宝买来的棉布中式大褂去银行办事，凉快透气还遮阳光。

在加拿大，蓝领阶层绝不会受到白领阶层的吆喝，行人绝不会被开车的人用喇叭滴，人们认为（至少表面上要承认）各种职业都是平等的。前两个月，美国纽约一家网吧里，几名中国留学生想坐在一起玩儿电脑游戏，他们要求“隔”在中间的一名流浪汉换坐到其他位置。流浪汉没有同意，几名学生便动手打了流浪汉。流浪汉掏出刀子刺死了其中一名学生。法院在调阅了网吧监控录像后，对流浪汉未予以起诉。没有房子、没有钱的人，也有做人的尊严。

以前我和朋友聊天时，谈到国内的教育、房价、地铁的拥挤等等状况时，我会说北美的优势，建议对方移民。有一次，一位朋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最不负责任的逃避。每个人的观念和生活状态不同，不可能遇到不顺利就移民，有问题应该考虑问题怎么解决。研究生同学小孟也说过，不能什么矛盾都往体制上推。她在国内读完硕士后，又去美国读了个硕士。顶着哥大的光环，她没有留美，而是回到了北京。我见过她在朋友圈晒的如何与室友协力将一套肮脏不堪的出租房动手简装成梦幻小清新。她说即使只住几个月，也应该努力让自己住在一个舒服的环境中。

中国的人口压力、户口制度是现实，难以改变，教育乱象、请客送礼拉关系也一时难以杜绝，能改变的是对阶层观念的态度。金钱的多少是客观的，而内心的感受是自我主观的。这一辈子能赚多少钱不由我们决定，我们可以决定自己对金钱的看法。无论有钱没钱、钱多钱少，从我做起，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至少在一些方面可以缓解“阶层的鸿沟”。

出生在哪里、父母是谁，是不能选择的。胡焕庸线隔开了中国的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线以西的地区经济建设和线以东地区的确实有较大差距，某宝对几个省区就是不包邮。这些都是客观事实。但线以西也有不少人才涌现出来，生活幸福的人比比皆是。

而熊轩昂同学也非生于钟鼎之家。据熊轩昂父母的外交部同事说，熊同学的父母虽然是外交官，但因为常年驻扎东帝汶、巴西，夫妻两个轮流在家带孩子。熊同学长这么大，全家团聚只有几年。他不满五岁时，妈妈被派驻东帝汶，爸爸刚做完心脏手术，又不会做饭，三餐多靠小店解决。两年后，妈妈回来，爸爸又被派驻东帝汶。夫妻俩接力换手工作和照顾孩子达六年。熊轩昂上初中后，家人团聚一年，妈妈又被派驻巴西，爸爸刚做完心脏手术留在家里照顾他。高考次日，爸爸去巴西工作，留下刚回国的妈妈陪着熊轩昂等成绩、报志愿。这样家庭成长出来的熊轩昂，从小上的是片区的公校，没有上过太多补习班，他的成绩更与自我的天资、努力息息相关。

把阻碍进步、成功的原因一切归咎于他人、他因是最省力的，也是最无用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是唯一，苦乐自知。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幸福是靠自己努力得来的。无论是对自己、对孩子，多一些期望和激励，少一些自我否定。用一位当年的农村青年、如今作开发房地产商的我的大学同学的话说，无论什么起点，只要不满足现状，有成长的愿望，并不怕吃苦、付诸实践，总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