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诗词大热, 但你吟诵的姿势正确吗?

诗词大赛激发起社会对古代诗词的更多重视，曾经数千年与诗词相伴的吟诵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关于吟诵和古诗究竟有什么关联、当下孩子们是否还有必要学习，这两个问题尤其引发热议，一时间各色答案涌现。有的力挺吟诵，主张学古诗不学吟诵等于吃北京烤鸭不要甜面酱、吃螃蟹不蘸醋和姜、买鲜花买成了塑料花。有的则截然相反，认为“吟诵非常做作，而且如今听来有些阴阳怪气，是中国文化的糟粕”，甚至说“我要是从小听吟诵，可能这辈子再也不会去学诗了”。面对如此两极的答案，真是令古诗学习者、尤其是想培养孩子学古诗词的家长们无所适从——还要不要给孩子报班学吟诵呢？

做决定前，先来了解吟诵的真面目。

1905年，经袁世凯奏请，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昭告天下，“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持续了1300年的中国的科举制度被正式废除。此后，新式学堂逐渐取代了私塾，到1949年后，私塾正式退出中国的教育体系。随之一同消失的是几千年私塾先生教授经、诗的方法——吟诵。

新式教育之前，老师教学生读古籍经典、诗词歌赋时，讲得很少，主要是教学生背诵。背诵要先会读。读的方法就是学生学着老师的调子去吟诵。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叶嘉莹先生回忆她小时候诗词启蒙的情形，“真正地第一次拿着《唐诗三百首》当课本教我的是伯母。那时伯母并没有给我讲这些诗歌的体式，就是从第一首开始念。不论是伯母教唐诗，还是姨母教《四书》，都不详细讲，都是让我背诵。”于是她就跟着伯母“低声吟哦”。

正是因为私塾教育都是通过吟诵的方式，1911年，清朝政府下令北京的私塾停止这种“终日咿唔，不求解悟”的教学方法。同时，随着话剧的推广，西方的朗诵方式进入中国，又一路随着北伐、抗战宣传等社会政治运动需要被逐渐定型。如今，在中国大陆，古诗文的朗诵被普遍接受、欣赏，吟诵成了埋在时间灰烬中的古董。而台湾地区的教育体系中还保留着吟诵的内容，日本、韩国、越南等还保留着汉诗文吟诵的传统。

吟诵没有彻底消亡、在一些地方被保留下来，是由于它符合古诗文的根本特点。汉语有四声，是旋律型声调语言，汉语的诗自古便与唱关系紧密。古人认为，诗是心声的表达。当我们普通的言语已经不足以表达某种感情时，就想发感慨、长呼短叹；当发感慨也不足以表达时，就忍不住唱出来，这样就有了诗。中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便是通过“采风”而成——是将各地的歌词采集编辑所得。因此，诗又称为诗歌。

“能唱”是古典诗词的一大特点。无论是否专门为其配乐，汉语声调的相对的音高关系及诗词本身的平仄、音韵促成了它的可唱性。当作者或者读者发声反复诵读诗作时，不自觉地就会有一些曲调出来，所谓“依字行腔”。这也是中国音乐的一大特点。不同于西方音乐每首曲子都有格式清晰的乐谱（上面标明音调、音长、节拍、轻重等），我们传统音乐的急徐、高低、轻重都不固定，这个特点在戏曲中表现得很清晰。比如京剧的不同派别对同一出戏的演唱便不同，即使同一派别中，不同的演员根据自己对戏文的体会也能有不同的表达。这也是戏曲的一大看点。之所以能有这样的现象，就是因为汉语能“依字行腔”。

吟诵就是个人读诗时自然而然地“唱”出来，所以吟诵不是哪位先贤特意发明的，它是汉语的自然产物。

虽然都是“唱”，吟诵与歌唱却不同。最基本的区别是，吟诵不是为了表演和传播，它完全是个人兴之所至的产物，没有固定的曲调，可以根据情绪、对作品的体会不同而随时变化。通俗地说，就是“怎么高兴怎么来”，是一种情绪的自我表达和陶醉。基于此，比起歌唱、尤其是当代歌曲来说，吟诵的曲调相对简单、也没有那么“悦耳”。但又“五花八门”，因为谁和谁的吟诵都不同，同一个人吟诵不同的作品也不同。

近二十年来，普通话的推行力度逐渐加强，基础教育中普通话覆盖率有了显著提高，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很多年轻人不再使用方言。而现在中国大陆地区会吟诵的老人，绝大多数在吟诵时都使用方言。这就造成了有些不熟悉方言的人听方言吟诵时觉得“奇怪”。比如不熟悉闽南话的人听人说闽南话都听不懂，那么听闽南话的吟诵肯定更是如坠云雾。

至于吟诵的“摇头摆尾”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歌唱的时候，口腔、鼻腔、胸腔、腹腔等都需要配合发声，所以，任何种类的歌唱都不可避免地要摇动身体或者头部，即使是庄严的宗教音乐，在歌唱时，歌者的头部和身体也很难维持纹丝不动。在舞台演出时，歌者会在发声方便的同时，设计舞台动作，力求身体的晃动美观。而吟诵不是为了表演，身体的晃动追求的是自然而然。

香港的梁逸峰被网络称为“表情帝”。自从2010年他第一次参加“香港学生朗诵节”，便以其独特的古诗朗诵成为网红。有的观众看到他在表演中“摇头摆尾”以为他在吟诵，其实是种误会，他只是不同于常规风格地在朗诵古诗。

反复吟诵，可以更好地体会出来古诗文的韵律、节奏，感受到作品的意境，便于记忆，“把理解的种子先通过吟诵这种乐教的方式放进孩子的心里的。”孩子们从小记住诗文，对一些当时不懂的字句，长大了慢慢就明白了。事实上，古代的诗歌作品不是为儿童写作的、几乎没有童诗，诗作中的意蕴往往很丰富，很多篇目通过文字表面的分析是难以理解作者的本来含义，所以孩童、学生期间就想一步到位地搞清诗意，根本不大可能的。学习古诗确实要首先记住，再渐渐领悟。有些作品在人生不同时期会有不同感受，这也是古诗词的魅力所在。

余光中在《自豪与自幸》中谈到吟诵对他的影响。

在四川读中学，他的中文老师是号称“老夫子”的戴博琼。“至今我还记得他教周敦颐的《爱莲说》，如何摇头晃脑，用川腔吟诵，有金石之声。这种老派的吟诵，随情转腔，一咏三叹，无论是当众朗诵或者独自低吟，对于体味古文或诗词的意境，最具感性的功效。现在的学生，甚至主修中文系的，也往往只会默读而不会吟诵，与古典文学不免隔了一层。”

除了老师，他的父母也教他古文，“每在讲解之余，各以自己的乡音吟哦给我听。父亲诵的是闽南调，母亲吟的是常州腔，古典的情操从乡音深处召唤着我，对我都有异常的亲切。就这么，每晚就着摇曳的桐油灯光，一遍又一遍，有时低回，有时高亢，我习诵着这些古文，忘情地赞叹骈文的工整典丽，散文的开阖自如。这样的反复吟咏，潜心体会，对于真正进入古人的感情，去呼吸历史，涵泳文化，最为深刻、委婉。日后我在诗文之中展现的古典风格，正以桐油灯下的夜读为其源头。为此，我永远感激父母当日的启发。”

吟诵带给余光中的不止是创作的启迪，还有人生动荡时内心的安好。“五十年来，每逢独处寂寞，例如异国的风如雪夜，或是高速长途独自驾车，便纵情朗吟‘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或‘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顿觉太白、东坡就在肘边，一股豪气上通唐宋。若是叶起更高古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意兴就更加苍凉了。”

吟诵在中国大陆，经历了几十年的遗忘后，又重新透出生机。

1980年代，随着有识之士的呼吁，中国大陆的吟诵开始恢复。1994年叶嘉莹先生致信赵朴初先生，提倡儿童学习古诗吟诵。1995年2月赵朴初、张志公、叶至善、夏衍、冰心、曹禺、吴冷西、陈荒煤、启功九位委员在政协会议上提出恢复吟诵传统的提案。1998年叶嘉莹先生又上书江泽民主席，呼吁培养孩童对吟诵的兴趣。2008年，“常州吟诵”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0年，中华吟诵学会在北京成立。2011年吟诵学会官方网站——中华吟诵网建立。

吟诵，原本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传统之一，几乎是“本能”，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吟诵专家徐健顺说：“依字行腔，实际上是一种作曲法，是中国式作曲法，以前每个说汉语的中国人都会，人人都是作曲家。只要把汉字摆在面前，即可随口唱出歌来，而且婉转如意，恰合词意。以前每个人都是自己作词，自己作曲，自己吟唱，自己听。现在，中国人已经远离音乐一百年了，作曲成了职业专利，而音乐学院学作曲的人，又基本上学的是西方作曲法，跟汉语没关系，这是不是一件很可哀的事情？”

吟诵不难学，尤其是年轻学生，接受能力强，稍作留意就好。是否学得会、学得好倒是不要紧，毕竟现在学生们的功课多、时间紧，古诗文学习不是唯一的任务，但多了解一些自己民族和文化的重要传统总不是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