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科，竟然是香港最吃香的专业。
作者：张老六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开始大幅扩展中学和高等教育。
从那时起，香港人和内地人一样，都十分推崇“新科状元”。
据香港文汇网消息，2019年香港高考——中学文凭试（DSE）结果于7月10日揭晓：12名考获7科5**状元（5**是最高评分, 7科5**状元即是指一次考试中有7科全取得最高分的高材生）。
据悉，12名状元竟有10人想读医科！
其实，香港人热衷当医生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从往年的数据看，我们可以看出医科一直“状元”们热爱的专业：
2014年，12名状元有5人升入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就读；
2015年，11名状元有超过2/3表示有意报读医科；
2016年，4名状元有3名表示立志行医；
2017年，6名高考状元一致表示希望学医；
2018年，9名状元4个想学医生。
有人就拿香港的“学医潮”和内地的学生选择专业相比较，发现内地的学生首选专业不是金融就是IT，医科却成了大冷门，排名进不了前十。
要知道，在香港想读医学院可不容易，考生最少须考获五科32分的成绩（即大约四科5**，一科4级），才有机会被录取。
所以在2012/13学年，内地推行“部分高等院校免试招收香港学生计划”后，很多成绩不太理想但又立志当医生的港生，就转向报读内地医学院校。
以暨南大学医科为例，2016年就招收了86名港生。
但港生读内地的医学院，后面的路比西天取经还难，比如他们大学要读的化学，对内地生来说只是中学程度，对而港生来说却是新的课题。
明明是来学医，却好像读了化学系。
毕业后想回港当医生，又被当成“海外医科毕业生”对待，需要通过香港医委会的执业考试（及格率极低，不足20%），才能在香港执业。
可既便这么苛刻的条件下，港生还是对“学医”保持着疯狂的执念。
那么问题来了，同为莘莘学子，面对的也是同一个世界的竞争，两地的学生对未来的人生规划、价值倾向以及市场判断怎么会如此之大？
我们不如来了解一下各地的医疗体系，或许可以探究一二。
大部分人会把影响内地学生报考医科的积极性，归咎到两个方面。
一是学医周期长成本高，工作高负荷投入和创收不成正比，二是医患关系差，医生得不到社会尊重。
众所周知，在中国培养一名医生的成本非常高昂，一名医科学生成为执业医师，通常需要七至八年。
然后从医学院毕业，到成为主任医师又需要约20年，一个医生到了40岁上下，职称基本就到头了。
然而在这中间，物质回报却不一定尽如人意。
中国医师协会2018年1月发布的《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显示，中国医师收入与其社会贡献是不相符合的，正高级职称年人均收入刚刚超过10万。
这与西方国家医师动辄数十万美元的年收入根本不在一个级别。
就目前的社会发展现状而言，一个人择业的方向标，多少还是看它所能带来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
所以，78%的医生不希望子女从医，网络上还有这样数据：
“10 年来，中国有 470 万医学生毕业，而医生总数只增加 75 万。其中，25—34 岁的医生比例从 31.3% 降至 22.6%。”
显而易见，医生在大量流失。
要知道，内地的三甲医院医护人员收入高，年轻医生和基层医生收入低早已成为共识。
很多学生从医学院毕业后，如果无法进入三甲医院上班，他们宁愿到医药公司上班或是卖医疗器械，也不愿意从医。
基层医院一方面医生大量流失，一方面根本招不到满意的高职医生。
相对的，基层医院也招揽不到病患。
举个例子，很多患者连阑尾炎这样的小手术，都不敢在县级医院做，他们宁愿多花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到大医院动手术。
这于是又衍伸出另一个问题，医患之间的不信任。
大医院为了接纳周边患者，时常人满为患，医生一方面需要克服僧多粥少的局面，还要处理一些对医院的期待过高和不信任的患者。
这使医院环境越来越差，医患关系也时常紧张。
2018年《白皮书》显示，62%的医师认为执业环境没有改善，50%的医护人员认为工作没有得到社会认可，62%的医师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医疗纠纷。
不过，你不要以为这些现象只是内地存在，其实香港医院的弊病更严重。
在香港，培养一个医生成本可不比内地来得少。
有媒体曾报道，香港培养一个医科生的成本每年近60万港元。
而一个专科医生从入学到毕业可以执业，动辄十年。
当然，香港医生的薪资跟内地医生的薪资比起来，多出了好几个级别，但他们同样面临着医生流失、人手短缺的问题。
“急症室医护人手紧张，病床不够，公共医疗资源短缺，医疗成本上涨”，这些都是香港医疗体制弊病的侧影。
在香港，医生对人口比例，每千人仅有1.9名医生。
香港人“看病难”也不是什么新闻了，例如一名内科患者，在九龙中医院联网，要排队等候100个星期，等于差不多两年才能见到医生。
所以，香港也会爆发靠特权插队的丑闻。
香港的医生也常被指冷漠和疏忽：“看病只有两分钟”、“只看计算机不看病人”、“没有表情和同理心”......
而且，香港医疗失误也频繁发生：
3月25日，圣保禄医院一名57岁女患者接受切除肾肿瘤手术时，被错误切除脾脏；
5月31日，将军澳医院，一名男童右手掌指关节脱位，医生错于右手拇指做手术；
广华医院一病患验出脑瘤，一年半都无人通知他结果，也未提醒其回诊，病患延误病情导致半身无力。
香港医生每周要工作60小时以上，比内地医生的51.05 小时多出足足10小时。
更有14%工时达65小时以上的医生说，曾在做手术时“瞌眼瞓（打瞌睡）”。
公立医院的环境已经恶化到很多长者的“最后一程”都只能在“路边床”，毫无尊严。
香港公立医院医生工作繁重程度，已并非内地人所能想像，所以，部分有理想的医生，为了能够好好看病人，就会转投私营医院。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谈一下香港的私营医院。
香港医疗系统主要分公、私两个系统。截至2015年，香港公立医院共有42间，私家医院有11间。
市民在公立医院看病，可获得95%的医疗补助，私立医院则需自费，所以有九成的香港人都选择到公立医院看病。
然而，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只占了45%，私立医院则雇佣了余下55%的医护人员。
人手如此不平均，原因是什么？
因为当地“政府和市民都不想多付钱，但又要医疗服务快速便宜”，只好让医生无上限的加班。
而市场的另一端，则是私营医院“酬劳高、工作量少”的诱惑。
两者相较，自然造成了公立医院人手大量流失，人手分配严重失衡。
这种失衡持续了20年都没有改善，所以香港的“医生不足”，其实是个伪命题。
但当地政府却有意无意地把“医务人员短缺，医护逃亡到私立医院”的问题，归咎到内地孕妇涌港生子上面。
来源：南都漫画
从某种程度来说，香港医疗其实已经从服务演化成产业了。
因为，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就是，香港的医疗技术和服务，不但在亚洲具有优势，甚至可说是世界一流。
尤其是香港的私立医院，他们在1999年起就自愿接受英国的评核机构Trent Accreditation Scheme（TAS）两年一次的稽审评鉴，部分医疗标准甚至超过英国水平。
这便吸引了世界各地特别是内地人选择赴港就医，妇产科就是最好的例子。
2010年期间，香港私立医院迎合内地孕妇赴港生子的热潮，创下的营业额估计超过50亿港元。
仅妇产科这项收入，就占了香港私立医院一年营业总额的四成，与服务九成病人的公营医院相当。
这是一个庞大的私营市场。
中国另一个生机勃勃的医疗私营市场则是台湾。
台湾与香港的医疗制度很相似，民众就医的90%费用来自政府预算。
但同样也面临着“低廉的收费招致医疗资源浪费，特别是急诊医疗服务的滥用”等问题，台湾和香港的医疗体制，其实都濒临崩塌的危机。
所以当地政府不得不鼓励私营市场的发展。
在“自由行”的政策下，同样具备医疗优势的台湾，选择了“观光医疗”作为主营目，特别以“医美观光”为主。
仅2016年，台湾医疗观光的产值就有139亿台币。
顺便提一下，“观光医疗”存在已久，譬如印度、泰国、新加坡、西班牙等国家都在发展“观光医疗”。
就连中国也以“中医和便宜人力”来积极推动观光医疗。
而客户呢，据研究大部分都来自美、英两国。
美国人到海外就医的主因，是因为美国医疗费太高，越来越多的中产阶层无力购买医保；英国则是就医时间等候过长。
可见，私营医疗的崛起，才是造成香港“医生不足”和“学医潮”矛盾并存的原因。
有人就问了，既然香港医院如此紧缺人手，内地医生是不是可以赴港行医？
答案是肯定的。香港为了弥补医护人员空缺，也试图引入外地人才 。
然而，香港执业资格考核极其严格。
除了“专业知识、医学英语技能水平、临床考试”考试合格，还要担任一年驻院实习医生，接受培训和指导，才能正式注册香港医生。
这中间耗费的时间和精力，几乎斩断外地医生入港的欲望。
但有意思的是，因为中国内地的私立医院少，仅占全国医院千分之一。
所以从2000年开始，内地就对医疗市场陆续开放。
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香港和台湾的医生都能到内地发展。
这也算是侧面鼓励了更多的港生和湾生保持学医的积极性吧。
一个社会采用哪一个方法来提供医疗服务，是以“医患关系特征、当地政府政策、经济环境、医疗供需”等因素决定。
两岸三地的医疗市场走向，或多或少影响了当地学生择业的方向。
但世界上没有一个相同的模式，更没有一个绝对完善妥当的医疗制度。
就比如说，美国着重发展自由市场，公共医疗服务在美国很受抵制。
所以，奥巴马强行通过的医保方案，在特朗普攻击下，恐有被取消的危险。
而英国却不一样，英国在战争中发现士兵体能衰弱，于是二战后就赋予国民“从摇篮到坟墓”式的福利。
德国和法国，则是用社会保险来经营医疗服务。
同样的，中国两岸三地的医疗制度，各有各的优势和劣势。
换句话说，香港医生的高薪资和“免费”医疗，是否能长久还是一个未知数。
举个例子，2009年，香港医管局一度想节省开支而提出要医生减薪；2015年，医管局又拒绝让医生跟着公务员加薪，引发医生不满发起静坐。
这些事件都对香港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造成不良影响。
反观中国内地，2018年《白皮书》的显示令人欣喜，“我的收入与付出不成正比”已不再是医师对职业不满的主要因素。
而且，近年随着医疗纪录片的播出，患者对医生多了一分体谅，医患之间的藩篱也渐渐消弭。
无论如何，未来的发展以及医疗制度的改革，都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和改善。
但有一点需要肯定的是，“一个国家的伟大程度和道德进步标准”，应该包含民众对“普世救人”的认知。
纵观历届香港状元对报考医科的态度，都缘于：
“我觉得医生是一个特别的行业，可以直接帮助最有需要的人。”
“希望成为医生帮助更多病童。”
“对读医有兴趣，认为医生工作有意义”。
或许，他们对学医的热爱是建立物质得以保障的基础上，但欲行医者，应“治其身，正其心，诚其意”。
一个人的幸福感是来自对社会的贡献，尤其是杏林中人，他的使命应当是能否为病患消除苦痛，这才是一名医者的最大动力。
相信内地的学生，会对这样的幸福感重新思考，重新定位，最终回归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