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耸人听闻，人口贩卖仍然充斥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世界华人周刊专栏作者：张老六
见微知著，解读神奇世界中的必然
2011年，英国广播公司拍摄了一部“盗窃婴儿”的纪录片This World: Spain's Stolen Babies，从而揭露了西班牙史上最大的盗窃丑闻
一个名叫胡安（Juan）的中年男子，在父亲的遗言中得知，自己是从萨拉戈萨的一位牧师手中买来的
而和他一同长大的伙伴安东尼奥（Antonio），跟他有着同样的命运，安东尼奥的父母花了一幢房子的价格——8000美元——买下了他。
Juan和Antonio
得知真相的两个小伙伴，觉得自己像“宠物店购买的两只狗”。
为了进一步了解事实，他们转而寻求收养律师的帮忙，这才知道，他们不是个案：
有一个名叫玛丽亚（Maria Gomez Valbuena）的修女，从1967—1983年期间，每年以各种名义将3000多名婴儿从生母身边带走，转卖给别人。
修女Maria Gomez Valbuena
在极其保守的年代，她威胁非婚生子的妈妈“把你当成淫妇送进监狱，还会带走你两岁的大女儿”，将产妇刚生下的小女儿以8000美元卖了。
到了2012年，司法调查她时，却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她曾经强迫产妇放弃孩子，因此她并没有受到法律的任何制裁。
据统计，西班牙境内有30万名婴儿以不同的方式被人从母亲身边带走，下落不明。
尽管这已是全国尽人皆知的“秘密”，但这起婴儿盗窃案持续近半个世纪，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判决。
听起来就像一部恐怖片。
其实，即便是今天，全球买卖人口的罪恶交易仍然活跃，非法获利每年高达1500亿美元……背后，无数个遍及全世界的家庭，承受着失去亲人的痛苦。
“生孩子”这件最自然、最快乐的事，在20世纪的几代西班牙人心中，却变成了“最恐怖的事件”。
故事要从西班牙内战结束后说起。
1939年，佛朗哥以法西斯主义统治西班牙。
独裁者佛朗哥
他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政权巩固，比如，世界杯就是法西斯政权宣传的工具之一。
但佛朗哥政权影响最深最远的却是与西班牙天主教团体合谋，在医院盗取婴儿。
当时有许多人与佛朗哥政权敌对，佛朗哥就把这些人刚生下的孩子抱到修道院，由修道院分配给与他政见相同的家庭，从而达到对下一代的“洗脑与漂白”，进一步巩固法西斯政权。
他甚至在1940年立法，将“盗取婴儿”这件事合法化。
同时，他将天主教定为国教。
有了政府的加持，天主教在学校、医院、儿童收养中拥有绝对的权力。
他们肆无忌惮的盗取婴儿，仅1943年一年，教会就“接管”了12043名婴儿。
天主教徒甚至还振振有辞地认为“偷盗有理”。
比如这位圣拉蒙（San Ramon）诊所的妇产科医生维拉（Eduardo Vela），坚持认为自己在法律范围内行事，当英国记者采访他时，他晃着金属十字架说：“我是以上帝的名义行事，是为了孩子的利益和帮助那些想收养孩子的人。”
今年6月26日，85岁的Vela坐着轮椅被推上了西班牙马德里法庭，他以“非法贩卖婴儿并伪造官方文件”被判处11年的监禁，这是长达半个世纪盗窃婴儿案中第一个被告
到了1950年代之后，天主教开始将魔爪伸向社会地位比较低的女性当中，比如妓女、非婚生子以及贫困妇女身上。
在宗教的光环下，他们本着“上帝拯救世人”的名义与政府合谋，将婴儿卖给中产阶级家庭。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生承认：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医院，每当一名妇女分娩时，很快就有另一名妇女进入了交付区，作为婴儿的母亲登记。
而生母则被告知婴儿已死亡，她没有获得死亡证明，也不允许看到医院所称的“已故孩子”。
甚至有些医院为了敷衍产妇，干脆在冰箱里冷冻一具婴儿尸体，一旦母亲想见“已故孩子”，他们就会出示尸体让产妇死心。
随着1975年佛朗哥归西，出于“政治动机”的盗窃浪潮才消退。
但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以金钱为目的的非法婴儿交易，蓬蓬勃勃地发展为一条成熟的产业链，成为腐败的“修女、牧师和医生的业务”。
在整个西班牙，所有的修女、医生都在做同一件事——将婴儿从生母身边带走，卖给愿意支付高额费用的养父母。
他们用“医学理论”来支撑那些伪造的死亡证明和墓地文件。
西班牙的修女和护士
据一名母亲回忆，1964年她生下女儿，不久就被告知因“耳病感染”死亡，可她的丈夫去领取女儿尸体时，却被告知已被埋葬在集体墓地里。
当月，该医院共有37名婴儿“死于”耳部感染。
至于养父母那边，则需要付8000美元买下婴儿，教会说：收费是为了支付生母的开支。
他们甚至谎称“亲生母亲是吸毒者或妓女，无法照顾婴儿或家人在事故中死亡”。
这样一来，那些养父母则认为自己领养的孩子是合法的，或是在行善。
揭露婴儿盗窃案的胡安（Juan）和他的养父母
西班牙婴儿盗窃案整整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1987年西班牙的法律改变了，政府接管工作，规范了领养程序，这场西班牙史上最巨大的盗窃案才得到遏制。
但是，“30万个初生婴儿，30万个断肠母亲，30万个弥天大谎”都已经发生。
虽然每一个母亲的记忆里有着不同的版本，却是相同的结局——她们的孩子被偷走了。
当他们挖开当年医院所称的公墓时，才证实了那个骇人听闻的传言：棺材要么空空如也，要么就是一堆动物碎骨或石头。
其实，以意识形态为动机的偷窃婴儿事件，西班牙并非个案。
1976—1983年阿根延处于军事独裁统治，海军总司令马赛拉（Emilio Eduardo Massera）为了排除异己，将500名婴儿从政治对手身边带走，送到从属右翼政权的军人和官员身边。
阿根廷独裁者因婴儿盗窃案受到审判
而孩子的父母，通常被杀害。
这些无辜的生命被独裁分子定期用“死亡航班”倾倒到太平洋中尸沉海底，或是放到烤箱中焚烧和埋在运动场下。
留下衰老年迈祖父母一辈，到现在仍在苦苦寻找自己的孙子或孙女。
该历史1985年被拍成电影《官方说法》(The Official Story）
阿根廷人痛苦的记忆，最终被政府以纪念馆的形式保存下来。
可西班牙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根据西班牙当时的隐私法律：为了保护未婚妈妈，诊所可以将她们匿名性，而且生母也没有权利获得孩子的下落或是新身份信息。
这条合法的法律条文，却成了掩盖婴儿盗窃和贩卖的保护伞。
以前文提到的圣拉蒙（San Ramon）診所1981年的数据看，就有70%的产妇被登记为“不详”。
而且，西班牙《国家报》称，数十年来，贩卖婴儿的非法行为，早已作为单纯的商品出口到国外的家庭。
所以，30万被盗的婴儿，有很大一部分已流到海外，根本无从寻起。
连目前提交到检察官手上的2000起寻亲案件，也因证据不足被法院搁置。
人已中年，却寻不到父母的“婴儿”
倘若一些女性的婴儿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被偷走，那她们现在已经老了，一切都太迟了，她们或许将终生都无法见到自己的孩子。
而那些修女仍然活着，医生也还在执业，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有罪。
西班牙婴儿盗窃案，与其说佛朗哥政权下的结果，还不如说是利益驱使下的产物。
就全球年度利润而言，人口贩运仅次于非法毒品交易，非法获利每年高达1500亿美元。
所以即便到现在，西班牙仍是一个贩运儿童的来源国，过境国和目的地国。
但一个“买卖”市场的形成，必然要有“需方”，才会有“供方”。
促成“需方”市场的原因有很多：贫困、高不育率、收养程序繁杂、跨国收养的盈利能力等，这些都为非法贩卖提供了原动力和犯罪土壤。
比如在印度，2016年有12400个家庭等候领养孩子，但实际只有1700个婴儿可供收养，剩下的家庭就成了非法市场的目标客户。
印度一家“婴儿农场”
再比如，在马来西亚，合法领养孩子可能要花数年时间，而黑市上交易只要几分钟时间。
于是，面对急于领养的家庭，黑市就根据不同的肤色明码标价，皮肤越白价格越高，光一个中国婴儿就卖7800美元。
纪录片“ 马来西亚：待售婴儿”（Malaysia: Babies for Sale）涉及医生、官员、贩卖者之间的腐败业务
除了用现成的方式偷窃和绑架儿童，人贩子还能自产“货物”。
今年4月，尼日利亚就有160多名儿童从一家“婴儿工厂”和两所非法孤儿院救出。
这些儿童是由未婚孕妇被诱骗到这里生下的孩子，或是直接绑架并性侵女性致使其怀孕生下孩子。
等孩子稍微长大一些，便“被贩卖到欧洲各国卖淫或童工，甚至在某个宗教仪式中被杀害”。
尼日利亚“婴儿工厂”中的儿童
可以说，人口贩卖充斥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使之结束”的程度。
即便是“中国的收养制度是运作最好的制度之一”，（政府为了防止贩卖行为，让所有外国父母均与中国收养事务中心配对，禁止直接与孤儿院打交道。因为许多贩运者在网上以“中国的孤儿网”“梦想收养之家”等作为掩护）
每年，依然有大约7万名中国儿童在黑市上遭绑架和贩卖。（2013年，有组织犯罪的趋势）
而且，“贩卖儿童”不过是贩卖业务的冰山一角，全球约有2900万被害人，正处于被强迫劳动、奴役、卖淫的处境。（2014年，国际劳工组织<ILO>报告）
被迫乞讨的儿童
当世界各国在高喊“人权至上”时，这个口号对那些“被侵犯人权”的人而言有多讽刺。
从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将大量非洲黑人贩卖到美洲开始，一直到人类文明飞速发展的今天，贩卖人口这种野蛮的行为竟愈演愈烈，儿童比例更是不断攀升。
为什么这样的买卖屡禁不止？
一言以蔽之，“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句适用于动物保护，也适用于人类。
人类不断地互相抢夺及自相残杀，最后发现，“人类”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了重大威胁。
但世界有黑暗的一面，就必然有光明的一面。
人心向善，就在一念之间，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我们能做的就是让正义的阳光照进黑暗，人性中的杂质，在密阳之下势必无所遁形。
如何与非法贩运者作斗争，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