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7日，不算资深但雄心勃勃的阿肯萨州共和党参议员科尔顿与曾经参选总统的卢比奥参议员，共同发起了一项编号S.2391的提案，以华为、中兴公司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为由，要求禁止美国政府从华为、中兴两公司购买或者租用相关的设备。虽然在专门跟踪国会提案的govtrack网站上还无法获取法案的全文，不过科尔顿议员本人还是很有代表性的：他属于参议院的“二年级生”，在所有100名参议员中保守程度排名可以排到最保守的第三名，在所有“二年级生”中就领导力以及提案等数据排名，虽然没有垫底，但也就是倒数第二的位置；在参加跨党派提案程度的数量上，科尔顿议员排名“最稀缺榜”的第三位。根据这些特征，再加上卢比奥本人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表现出来的与资历不相匹配的勃勃野心，基本上可以说，此次针对华为和中兴的提案是更加保守，同时也更加深谙政治投机之道的美国新生代政客的表演秀，一场为了自己成功不怕洪水滔天的政治秀。
“政治秀”上演的多重原因
这种其实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政治秀，能够在华盛顿国会山粉墨登场，不是没有原因的：
第一个原因是美国战略精英确实普遍存在的战略焦虑。这种焦虑源于中美两国发展速度的客观差异，以及无法克服的优越感。客观存在的中美发展速度差异，以及中国对美国的追赶，不断迫使美国精英必须找到“哪里出了问题”；基于天定命运和西方中心主义的优越感，导致美国精英在反思时首先排除“美国错了”的可能，剩下的唯一选项，就是“中国作弊”。所以无论是批评还是解决方案，都是在“中国作弊”这个不容更改的既定前提下的展开的，于是，各种“不着调”的解决方案也就粉墨登场了。
第二个原因是这一代美国精英真的有相当数量的属于“总体不行”的那种类型，其基本特征是疑心病重，想象力丰富，背景知识和执行能力基本为零，关注焦点是“选举第一”。无论是这次的S.2391提案，还是之前要求搞一个国有化的5G网络的内部报告，都在持续不断的证明这些特征。从知识储备上来看，相当数量的政客，以及帮助制定决策咨询的人员，对真正意义上的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以及国家战略，基本知识结构大致停留在20世纪90年代，也就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以及克林顿政府刚刚提出信息高速公路的年代。这种知识结构下的世界观，是冷战时期两极对峙的世界观，再配合这些议员从好莱坞电影，以及斯诺登文件中获取的美国政府与美国企业密切合作搞国家安全的印象，就直接套用到了其实情况完全不同的华为和中兴等中国公司的头上去了。
第三个原因就是从奥巴马延续到特朗普时期美国国内政治的劣质化发展态势。政治斗争正在持续延烧，对美国来说，选举成为了一种常态化的存在。在选举政治中优先考虑的选票和支持率，成为了日常政治的常态。这种国内政治结构的变化，与前述两个原因相结合，导致了华盛顿成为了口水和嘴炮的主场，理性的思考和真正的战略决策，已经成为了国会山的稀缺品。当然，这对美国来说不是什么好事，对于世界来说么，不算什么真正的坏事，对于有志于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行为体来说，这甚至可以看做某种另类形式的好事。
学会如何博弈成中企重要任务
要回应这种挑战，对中国企业以及中国政府来说，大致有三点：
其一，中国企业要放弃某些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可以用自我切割和约束，来证明自己和中国政府之间是“清白”的。和中国政府保持距离，雇佣美国律师，在美国国内法的框架内去进行博弈，是此前中国公司遇到此类问题时的常见应对策略。这种策略能够解决基于真的误解带来的误会；但解决不了真的来找茬的举措。美国政府在市场问题上搞起作弊来，是可以出现允许波音公司用全球监控系统去窃取空中客车商业通讯的，这绝对不是中国企业自证清白可以解决的。
其二，不要过于迷信以及机械的理解所谓游戏规则和国际机制。中国有过与“国际接轨”的漫长经历，但对美国来说，规则和机制都是服从和服务于美国是否获利的：美国获利的，就是好机制；美国没有获利的，或者是机制出了问题，或者是对手作弊了。用美国能够听懂的话语和方式，与美国展开博弈，是非常必要的。美国国会议员能够听明白的，是美国国内财团和游说资本的语言，所以，要建立这样一个刺激-反应机制：美国国会议员的乱作为，会导致美国资本和公司的利益受损，其受损程度必须清晰、显著地达到这些资本和公司无法承受的程度，这些资本和公司必须自觉承担起游说和教育美国国会议员清醒、准确的认识世界的任务。在建立这样一个机智的过程中，需要中国，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积极有所作为，而不是简单的做个“乖宝宝”。
其三，要深刻把握美国行为的逻辑。美国自己的行为模式，都是话语和实力的结合。美国对理智逻辑的接受程度，取决于对实力对比的感知和判断。之所以一些荒腔走板的事情在华盛顿持续上演，就是国会山对于力量对比的认知，继续停留在美国可以单方面为所欲为的时代，这种认知，单纯靠中国企业是没法扭转的，也不应该由中国企业去承担这样的使命。如何综合运用各种力量，综合性的应对来自美国的这种具有显著投机性和不确定性的短期挑战，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重要使命。学会博弈，善于斗争，敢于胜利，而不是继续委曲求全，应该成为中方共同努力的主要方向。
（沈逸，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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