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社会早已被抛弃，如今有些男性却抱怨妇女解放过头了。真的是这样吗？让我们来一起看看中国女性是怎样顶起半边天的吧。
世界华人周刊专栏作者：方小小
网络上一直有着这样的直男怨言：“中国妇女解放过头了，如今爬到男人的头上了”，“我就想问一下中国是谁让妇女解放的？就因为他我现在才被我老婆管得死死的！”“如今这个社会，老婆地位实在太高了，老婆地位高的坏处说出来都是泪，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凡事太过头都不好，比如妇女解放。”
中国女性解放果真过头了吗？不妨就看看中国女性是怎样翻身顶起半边天的。
民国时期：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1930年的《青天汇刊》刊登了一名男子的征婚广告，提出这样一个奇葩要求：如果对方也看过张竞生的《性史》，那就再好不过啦！有符合条件且欲联系者，可写信前来，并附上一张照片。
有趣的是，该刊物后来还登载了一位女性的回应，称自己年方十九，性格腼腆。走在大街上，看到贼眉鼠目的男士，往往会忐忑不安，面红耳赤。对于《性史》一书，也曾看过，但并不很喜欢，因为作者过于站在男人私利的角度上看问题。
由此可见早在民国时期，中国女子就见识不俗，在情感问题上敢说敢言。
再比如20世纪20年代的某日，北洋政府交通部次长的一则登报公告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热议的焦点：
四女绮霞，近日为自由平等所惑，竟自私奔，不知去向。查照家祠规条第十九条及第二十二条，应行削除其名，本堂为祠任之一，自应依遵家法，呈报祠长执行。嗣后，因此发生任何情事，概不负责，此启。
这就是后来传为千古佳话的爱情开端：18岁的赵四小姐为爱离家出走，追随当时已有妻室的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与赵四
而这条路此前已被另一位大家闺秀走过：
深夜，22岁的宋庆龄趁家人熟睡之时悄悄离开，此时孙中山的秘书朱卓文正在门外守候，接她远赴日本与孙中山会合，并于1915年成婚。
孙中山与宋庆龄
就在宋庆龄与孙中山成婚的前一年，1914年，另一位家境贫困沦落青楼，年仅15岁的女孩子董竹君拒绝了重金赎身，想方设法自己逃出妓院，嫁给了革命党人夏之时。
夏之时与董竹君
1922年，离婚后的徐志摩回到北京，结识了朋友的妻子陆小曼，写下了浓烈炽热的情话《爱眉小札》。1925年，23岁的陆小曼不惜打掉腹中之子，抛弃锦衣玉食的生活，毅然与前夫王赓离婚，同徐志摩结为夫妇。
徐志摩与陆小曼
同年，正值豆蔻年华的孟小冬离开上海勇闯京城，和已有家室的伶界大王梅兰芳在舞台上惺惺相惜，相互钦羡，互生爱慕之情，开始了一段美好生活。
梅兰芳与孟小冬
1929年，年轻的沈从文应校长胡适的邀请，赴中国公学执教，无可救药地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张兆和，从此对其开始了马拉松式的情书轰炸，并有了史上最动人的情话：“我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
沈从文与张兆和
1931年8月，两名女子驱车来到国民饭店，掏出三封密函给随从太监，打发他回去交给皇帝，拉开了中国皇家历史上第一桩妃子离婚案的序幕。经2个月的谈判，淑妃文绣在律师的帮助下和皇帝溥仪彻底断绝关系，并赢得了5.5万元的赡养费。
文绣
1934年，董竹君与丈夫夏之时离婚，独自带着4个女儿净身出户，开始了女实业家艰辛的创业之路，之后才有了享誉中外的锦江饭店。
这一切听上去是那么的不可思议：离婚、同居、打胎、小三、师生恋、忘年恋……各种惊世骇俗的狗血剧情都发生在100多年前的民国时期。由此可见，那时的中国女性热切地追求着爱情和自由，有着飞蛾扑火般地勇敢。
而这绝非偶然，早在100多年前，秋瑾就在中国女报上刊登了自己创作的《勉女权歌》，大胆提出：“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之后，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上演，中国女性纷纷效仿，力图摆脱被父权束缚的命运，将婚姻权力抢回到自己手里。而这直接导致在当时由女性提出的离婚案件大幅上升，资料显示：1921—1925年间，上海妇女主动提出的离婚案已经接近15%。1928—1934年，北平女性主动要求离婚者已经达到66.1%。
在此期间，鲁迅先后发表了《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以及描写男女婚姻爱情的小说《伤逝》，为当时女性争取自由平等的运动敲响了警钟，冷静地指出：“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在没有经济大权的情况下，女性即便出走也不外两种结局：一是回来，一是饿死。而他的学生萧红颠沛流离的一生，已然从一个侧面对此判断做出了印证。
建国后至改革开放：
从铁姑娘到爆炸头
但这一问题在1949年之后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1949年9月，在当时的“准宪法”中明确指出：废除束缚妇女的封建制度，妇女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
1950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则成为了中国女性成长为半边天的尚方宝剑：明确废除了包办、强迫婚姻、男尊女卑，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权益。
与此同时，社会也为女性提供了广泛的就业途径，当时的工厂街道以及公私合营企业纷纷大规模招收女性。1971年，北京针织总厂有3400名职工，其中60%都是女性，在这种情况下，“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已经不仅仅局限于一句口号。
而“男女都一样”体现在审美方面，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高跟鞋，旗袍，卷发这些明显的性别标识沦为了电影中女特务美女蛇的标配，取而代之的是电影《龙江颂》中江水英那样的淳朴劳动妇女形象：皮肤黝黑，体型健壮，宽肩粗腰大嗓门，浓眉大眼一脸正气。这就令女性平添阳刚之气，当时流行的时尚是“飒爽英姿五尺枪”“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
似乎，中国女性在消灭性别歧视的同时，一夜之间也消灭了性别区分，纷纷化身为“花木兰”“穆桂英”“铁姑娘”“女汉子”，一眼望过去，真的成了“男女都一样”。
而民国时期才子佳人的择偶取向被摒弃，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开始成为诸多女性倾慕的结婚对象。而政治面貌家庭出身等等极大地影响着一个人在婚恋市场上的走俏程度，人人都想在动荡不安的政治运动中为自己找一个安稳可靠的护身符和避难所。不知不觉，革命将领娶资本家小姐成为了一种婚姻风尚，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父母爱情》描述的都是这种婚姻组合。
但尽管革命老将在婚后对妻子身上遗留的各种“小资产阶级情调”十分不满，但他们自己并未意识到：当初甘冒政治风险也要娶回家的动力，潜意识中和这种在当时被嫌弃的“资产阶级审美”有着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进入80年代，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西方文化，令中国女性开始逐渐恢复了性别意识，从最开始羞答答翻在蓝色外套外面的花衣领，到后来的高跟鞋、肉色丝袜、乔其纱、连衣裙和爆炸头，中国女人开始追求有着明显性别标识的穿着打扮，《大众电影》的封面也开始刊登各种搔首弄姿的美人头像。
与此同时，港台文化侵入，大陆女性开始读三毛，读琼瑶，看《简·爱》，读舒婷的《致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做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高晓松在《晓说奇谈》中曾用充满温情的语言描述那个白衣飘飘年代的女生，称那时的女孩子特别可爱。可爱到什么地步？一个大学宿舍的全体女生可以集体凑出整整400元巨款支持男生去买乐器组乐队。原因很简单，那时的女孩子最最崇拜的就是运动场上的足球队长和文艺青年，比如诗人和摇滚歌手。
《女大学生宿舍》剧照
二十一世纪：
你负责挣钱养家 我负责貌美如花
2000年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成熟，一部分人率先走上富裕之路，不少男性开始具有独立支撑整个家庭的能力。出于生活需要，一些女人重新回归家庭，全职主妇呈大幅上升趋势，CNN在2010年针对中国各地2万名女性的调查显示:40%被调查者希望当家庭主妇，只有38%的女性想做职业女性。
然而，随着女性将重心转移到家庭中来，女人又有了重新被定义为被男性占有和消费的社会消费品的危险，比如这种说法：“你负责挣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
归根结底，从民国时期争取恋爱自由，到建国后女性在经济层面的真正独立，尽管中国女性的诸多追求都已实现，但女性照顾家庭所付出的劳动，却依旧没有得到社会和法律的认可保护。
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从100多年前中国女性冲出家庭的禁锢之后，似乎再也不敢回去。哪怕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家门，另外一只脚却始终想坚持站在门外，惟恐后院万一出了问题会无处可去。对于很多中国女性而言，最稳妥的办法就是脚踩两只船。
至此，“性别”在两性关系中的角色又逐渐变得微妙起来，既然家务劳动的价值无法得到保护，女性对于家庭的付出索性重新变成了封建社会时期一锤子的买卖。不少女人在婚前向男方所要巨额彩礼，用她们的话说：“一个大活人嫁到你家里，给你生孩子做家务伺候你，才花几万块钱的彩礼，多吗？”
这意味着女性的性别和生殖能力重新沦为一种商品，开始明码标价进行出售，如若标低了，还会有“过来人”劝你：不要轻贱了自己，以免将来不被婆家尊重。如若不要彩礼，则还有可能被人嘲笑为“倒贴”。
此时还出现了浑水摸鱼的“中华田园女权”：你和她谈义务，她和你谈中国传统：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养家糊口是男人的本分；你和她谈权利，她和你谈西方文明：男女平等女士优先。
甚至不少女人又开始指望着凭借自身的“性别优势”来取悦男人，靠撒娇发嗲卖萌作为神助攻大杀四方，踩在男人肩膀上赢得属于自己的胜利。
于是，脸蛋和身材就变成了衡量一个女人价值的重要指标，女人们不惜重金投资外在，各种护肤品化妆品广告铺天盖地，现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女人，不敢老。
科学家的研究表明：
男性和女性从受精卵开始，做任何一样的事情，大脑皮层所激活的反应区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由此，男女各自擅长的工作也确实有所不同。
相信，100多年来中国女性为了自由平等所做出的努力，既不是为了无视和否认性别差异，也不是为了利用和出售女性的性别差异，而是为了做自己想做的事，有更大的空间进行选择，比如在职场和家庭间的从容转换来去自由，并得到应有的回报与尊重
就这点而言，中国女性的自由解放之路还尚未走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