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为什么越来越爱撒谎?

2017年11月14日，即特朗普当选一周年不久，《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他们对特朗普撒谎次数的统计，统计结果显示，在他宣誓就职后的过去298天里，他共撒谎1628次，平均每天5.5次。按照这个速度类推，那么到他走马上任一周年（即2018年1月20日）的时候，他将撒谎1999次。如果按照他10月份的撒谎次数类推，那么一周年后会轻松突破2000次。当然，由于总统习惯撒谎，因此有的谎言是多次重复，至少有50个谎言是反复说的。特朗普重复次数最多的谎言是，他至少说了60次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正在死亡和“实质上已经死亡”，但国会预算办公室表示，奥巴马医改在可预见的未来将继续保持稳定。

2017年5月份，美国康涅狄格州昆尼皮亚克大学的全国民调中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不诚实，仅有33%的人认为他诚实。4月份这两个百分比分别是58%和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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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特朗普这样有明显瑕疵的人居然就当上美国总统了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人对“伟人”的宽容尺度在扩大，对总统的道德标准在降低，允许国家领导人有瑕疵和犯错误，比如比尔·克林顿总统曾在白宫内发生婚外情以及现任总统特朗普有过三次婚姻等，都不再追究。共和党长期顾问弗兰克·伦茨说，这一年多来，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特朗普直率而挑衅的言谈已从粗暴无礼变成了几乎稀松平常。要在几十年前，连美国小孩都知道，总统的道德标准之一就是不说谎，那时候人们要是听到总统开口就是粗俗语言和谎言，会非常震惊，但如今却慢慢地接受和适应了这种情况。

不过，善于撒谎的总统何止是特朗普呢？回顾历史，几乎每一任总统都有过撒谎的记录，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上世纪60年代初，艾森豪威尔总统就曾因一次撒谎导致美苏危机。1960年，美国不断派出侦察机入侵苏联领空，以掌握苏联的军事秘密。

艾森豪威尔

当年5月，美国的中央情报局雇员鲍尔斯驾驶着一架U-2侦察机深入苏联领空，被苏联的防空部队发射的导弹击中，鲍尔斯跳伞后被活捉。然而，美国国务院并不知道鲍尔斯被抓，于是公然否认有美国侦察机故意侵犯苏联领空。

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

艾森豪威尔总统也发表声明，此事他不曾授权。这显然是撒谎。随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将被活捉的飞行员展示在世人面前，艾森豪威尔这才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间谍飞行。

鲍尔斯所驾的U-2侦察机部分残骸，现存于莫斯科的中央军事博物馆内

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正巡视鲍尔斯所驾驶的U-2侦察机残骸

这一真相令大多数美国人感到震惊，美苏关系也随后趋于紧张，并导致苏联后来在古巴部署核导弹对抗美国，差一点引发核大战。艾森豪威尔后来在离开白宫时对记者表示，他把美国在U-2侦察机上的谎言看成是他任总统期间最大的遗憾。“我从没想到撒谎的代价是如此的高昂，如果事情再发生一次的话，我宁愿闭嘴不发一言。”

在“水门事件”上，尼克松总统撒的谎就太多了。他因水门事件辞职后，前总统杜鲁门曾这样评价尼克松：“他能够用两片嘴唇同时撒谎。即使他保证说真话，也是在撒谎，以免荒疏了撒谎技巧。”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的辞职信

1974年8月9日，尼克松在辞职正式生效前不久离开白宫

后来卡特总统在回忆水门事件时则说：“在我国200年的历史上，他是最不诚实的总统。他玷污了总统的名声。”在水门事件的最低点，尼克松的支持率下降到27%；当他辞职时，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24%。换句话说，仍有约四分之一的美国民众告诉民意调查者，他们仍然支持这位多次撒下弥天大谎的总统，仍把尼克松看作是“我们中的一员”，这已经初显了美国人对总统的“宽容度”在增加。

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上台执政，发生政府通过情报机构秘密向伊朗出售武器并把钱款转到尼加拉瓜支持反政府武装的“伊朗门”事件，但那在很大程度上还属于“违反武器禁令”的政治阴谋，涉及的是国家的外交战略利益，与个人品德无关。到里根去世时，媒体对他的赞誉铺天盖地，把他称为领导自由世界把苏联帝国整垮的英雄，而对他的“伊朗门”事件很少提及，故意进行“选择性遗忘”。

而到了克林顿总统时代，政治人物的道德底线再下新台阶。事情要从克林顿总统的“拉链门”说起。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早在1995年就认识，后来两人在白宫发生性关系。此事被莱温斯基无意说给友人听，并被“有心”的朋友给捅了出去，导致“东窗事发”。这件“政治+娱乐+性丑闻”的狗血剧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立马吸引了无数围观群众，结果满城风雨，沸沸扬扬。克林顿对此自然是坚决否认，在公开的场合以及宣誓作证的情况下他都斩钉截铁的宣称自己和莱温斯基没有性关系。但裙子上的精液痕迹都在，又如何抵赖得掉？1998年8月，克林顿发表公开电视演说，首次承认与莱温斯基有“不正当关系”。后来克林顿还接受了司法调查，但不是因为“性丑闻”，而是因为他在与莱温斯基的性丑闻问题上说谎，被控作伪证和妨碍司法。不久后，众议院通过两项弹劾条款，但被参议院于次年2月否决，克林顿逃过一劫，最后平安落地，得以善终。

克林顿总统与莱温斯基

当时来自教会和教育界的人曾指责克林顿身为公众人物，却干出如此不齿行为，不对他弹劾，又如何为美国人树立正确的典范？但更多的人却认为，克林顿在事件中的坏典范并不在婚外情，而是作假口供妨碍司法公正，这也是共和党弹劾克林顿的根本理由。从这件事情的发展可以看出，美国人已经可以接受总统与实习生在白宫内发生不正当性关系，但不能接受总统“撒谎”，因为前者是道德问题，而后者是法律问题。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对总统不道德行为的宽恕，结果导致美国政界日后性丑闻泛滥。从这个意义上说，比尔·克林顿如果当时因性丑闻而遭到弹劾或主动下台，会对后来的政客起到警示作用，也就不会有后来国会内有如此多的性丑闻发生。

小布什当选总统后继续拉低了道德底线。他粗俗的牛仔作风倒在其次，关键是在战争与和平这样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事情上居然也敢撒谎！他想推翻他父亲老布什没能干掉的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于是就编造谎言说，美国情报部门已经获得了伊拉克政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如果不清除这些武器，无数的百姓将人头落地。

于是，小布什就绕开了联合国，出动大批美国部队攻入伊拉克，活捉并绞死了萨达姆，扶持了一个新政府。当然，后来把伊拉克搜查了一个遍，也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从一开始就是小布什政府假借情报人员之口摆的一个“乌龙”，即“情报门”事件。

不料伊拉克民族和宗教问题十分复杂，各个派别分立山头，恐怖袭击无日没有，最后数十万伊拉克平民和数千美军将士人头落地，只不过不是死在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上，而是恐怖分子制造的偷袭和自杀性爆炸上。然而，小布什在白宫待了8年，也没有因为这场“情报门”丑闻和发动伊拉克战争而受到任何追责惩罚，在把美国折腾得千疮百孔、负债累累后，高高兴兴地回德克萨斯州的老家颐养天年去了。

大家可能觉得奥巴马是个丑闻不多的总统，其实在他当政时期，也发生过“棱镜门”或“监听门”事件。

2013年6月，美国前防务承包商雇员爱德华·斯诺登通过多家媒体披露美国国家安全局“棱镜”项目等涉及的机密档，指认美国情报机构多年来在国内外持续监视互联网活动以及通信运营商用户信息，大规模监听美国民众和外国政要的电话。“棱镜门”事件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直接波及美俄关系，以及美国与欧盟关系。而希拉里·克林顿任国务卿时期所发生的“邮件门”事件，也多多少少对她2016年11月的总统选举产生了不利影响。

现在轮到特朗普时代的“通俄门”事件了。此事还在持续发酵中，牵扯到的人越来越多，包括特朗普的大儿子和女婿都会见过俄罗斯的相关人士，卷入了通俄门案件。此事究竟走向何方，会引发多大的政坛地震，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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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令人不解的是，即便前面的丑闻揭了一桩又一桩，但后面的接班人却风雨无阻，前赴后继。在上世纪60年代以前，总统撒个谎还有些忌讳，多少会遮遮掩掩，而现在的总统撒个谎就像家常便饭，张口就来。于是人们不禁要问，既然选了总统，那自然是信任他。一国之君在思想道德和为人处世方面当表率和楷模是理所当然的，而政治家撒谎与美国民主实践的核心价值也相互矛盾。既然如此，为什么总统还经常撒谎和隐瞒真相呢？如果总统做出的决定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还有瞒着国会、媒体和民众的必要吗？

其实，总统撒谎的原因很多，有的是政治斗争需要，有的是过于自信，有的是缺乏安全感，有的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当然也有的是为了国家战略和重大目标，不一而足。实际上，总统在竞选过程中就学会了撒谎。他们为了获得选民支持，在宣传自己的竞选纲领时就必须做出一些难以兑现的承诺，甚至无中生有地抹黑对方，打击对手。而且竞选需要花费大量的经费，这就涉及到金钱政治。除了普通人的小额捐款外，大头还是那些财团的政治献金，这里就会发生一些黑箱作业和利益交换。有人分析说，总统在竞选中不撒谎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同人的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甚至还会互相冲突，要吸引多数人投自己的票，只能画一个美好的适合多数人的大饼，但这些听起来很美好的政策只能部分得到具体落实，因此也只能让一部分人满意。选民对此只好作出妥协让步，因为如果不允许政治家有任何的“模糊承诺”、不允许有任何的“出尔反尔”，可能许多问题会长期僵在哪里，永远无法解决。

如果一个候选人至始至终都不改变立场，一直坚持非常明晰的政纲，那他可能从一开始就无法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也就无缘担任总统。所以说，世间没有不撒谎的总统，也没有不撒谎的政府。公众应该遵循的判断标准是，总统说谎是为了国家利益还是个人利益，是无意间说谎还是蓄意说谎?他们认为，前者是可以原谅的，而后者不可以。这也可以看做是民主制度的一种代价吧。美国有的媒体就把这次特朗普和希拉里的总统竞选比喻成“撒谎竞赛”，真是一针见血。

按照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的分析，政治生活与欺骗紧密相连，换句话说，欺骗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常态”，建立一种没有欺骗的政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一定程度的公开欺骗也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便于政治上操作方便，也是国家战略的需要。“政府官员公开发表的言论必须谨慎，道理很明显：如果我说实话，我等于是在帮助敌人。”战争时期如此，和平时期亦如此。难怪细数美国历史上的历届总统，没有一个能够置身撒谎者之外，最多只有频率的高低、后果的轻重之分罢了。

厄里克·阿尔特曼是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的新闻学教授，他在2004年出版的《当总统撒谎时：官方欺骗的历史及其后果》一书中就指出，绝大多数总统都会欺骗记者和公众，因为总统的一些秘密行动涉及到国家机密或者核心利益，是不希望让民众知道的。在外交行动中，如果什么计划都让国人知道了，还有什么国家机密可言，还怎么对付敌人？总统所进行的大国政治外交是很复杂的事情，而美国公民则很少有人被要求以这种方式去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要与他国进行交易或者为了某种目的作出让步时，总统往往愿意用欺骗而不是教育的方法去面对民众。

美国新闻学泰斗沃尔特·李普曼也持同样观点。他认为，“公众舆论”是对人们心目中想象的世界作出的反应形成的，而不是这个世界本身。一方面，美国人对世界的看法是建立在他们的神圣信仰、利他主义和民主善意的基础之上，而不是政治和外交的现实反应，因而这种看法是不切实际的，而对民众进行的基础教育根本无法让他们了解这么复杂的世界，这些政治势力和媒体也没有足够的动力为民众普及公民素养基础知识。即使是那些最有善意的总统，也会把欺骗视为一种制度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因为这种制度根本无法消除国际外交中那些不愉快的现实。

阿尔特曼指出，历届总统总会有许多秘密无法说出，保密也是外交政治的一部分。譬如二战时期的罗斯福总统就没有完全透露他在雅尔塔会议上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达成协议的内容，而肯尼迪总统在处理“猪仔湾事件”中，也拒绝和盘托出他与苏联之间相互撤回导弹的谈判细节。如果真相大白于天下，那么罗斯福和肯尼迪都有出卖国家安全利益的嫌疑。

雅尔塔会议

他通过研究发现，官方谎言的实际问题是谎言有自我复制功能，即国家领导人对他的人民越是说谎，他就越不得不对他的人民撒谎。也就是说，一个谎言抛出去后，需要另一个更大的谎言来加以掩盖。最终，谎言会形成自己的生命力，并逐渐控制撒谎者。对总统来说，谎言在短期内似乎是有效的，但总统却容易忽视谎言对自己的政治生命带来的危险后果。阿尔特曼的结论是，如果能够以史为鉴的话，那就会知道，总统对那些可能有严重后果的重大政治事件是不能撒谎的，尤其是那些涉及到战争这样的事件更是如此，否则终将受到惩罚。

2003年9月美国《华盛顿月刊》刊登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排行榜——美国历史上最能撒谎的总统排名，结果小布什当仁不让，位居第一，他也成了美国漫画界最大的讽刺对象。《华盛顿月刊》在对这一排行榜的介绍中这样写道：在研究中我们发现每个总统都撒谎，不过各有各的绝招。

岁月流金，日历翻到了2017年。《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核查员曾罗列了特朗普上任6个月以来的800处错误或误导性言论，肯定能打破历届总统的撒谎记录。退休多年的小布什这一年特别高兴，因为他在坐了十几年不光彩的“第一把交椅”之后，终于等来了“接盘侠”。以后若要重新排列“最能撒谎总统排行榜”时，他肯定能幸运地往后靠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