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居里夫人门生,为中国造原子弹瞎了一只眼,为何落选两弹元勋?
来源: 世界华人周刊 海外观察第一站  日期:2021-09-07 19:30:00  点击:84  属于:非常人物

 

 

他没有功勋,却是家国的脊梁。

 

 

在新中国崛起的振兴之路上,有太多的英雄义无反顾地冲锋陷阵,又悄然离场。

 

他们倾尽所有,以身许国,只为一份朴素的信念:祖国需要。

 

当“两弹一星元勋”名单公布之后,有位“落选者”的名字不断被学界提起,备受尊崇又倍感遗憾。

 

有人说,他是没有功勋的元勋。

 

面对周遭的惋惜,他只淡然一笑:

 

“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什么都不要去想。”

 

他叫杨承宗,一位开路引航的学界传奇,一位满腔赤诚的大国脊梁。

 

 

 

1951年6月,在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的答辩现场,一篇名为《离子交换分离放射性元素的研究》的论文获得“优秀”等级,瞩目全场。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篇论文的作者不仅来自居里实验室,也来自中国。

 

当伊雷娜·居里(居里夫人的大女儿)给出55万法郎的高薪试图聘请他时,越来越多的同行开始留意他的名字——杨承宗。

 

● 杨承宗,1911年出生于江苏吴江

 

时隔多年,谈起这段往事,杨承宗依旧十分感念在居里夫人门下做学生的日子。

 

1946年,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夏天,35岁的杨承宗突然接到了一封写着法文的信,发信人竟是伊雷娜·居里夫人。

 

信上说:

 

“杨先生,因着严济慈先生的推荐,我很高兴地欢迎你到居里实验室工作。”

 

捧着信,杨承宗一读再读,直到时任镭学研究所所长的严济慈亲口确认:

 

“去吧,你想要学的那里都有。”

 

怀着对科学的无限向往与前辈的期望,杨承宗踏上了前往法国的轮船,开始了4年的逐梦之旅。

 

● 法国居里实验室

 

彼时的居里实验室,聚集着全世界最优秀的原子能专家,为杨承宗的科研学习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作为居里夫人门下的中国学生,杨承宗勤奋努力,且幽默风趣,很快便赢得了身边同事们的认可。

 

在他获得博士学位后,整个实验室都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共事。

 

● 居里实验室发给杨承宗的国家科学实验室聘请书,上面标注的年薪为555350法郎

 

然而,一封从大洋彼岸发来的电报瞬间让杨承宗拿定主意:放弃高薪,速速回国。

 

电报是钱三强从国内发来的,殷切转达了周总理的期望:欢迎留学生们早日回国效力,并辗转托人带给他5000美金的科研采购经费。

 

● 钱三强,1937年曾在严济慈的引荐下,前往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

 

“当时的5000美金,就是在法国也是一个很值钱的数字,你想,我们国家建国之初,那么困难,(组织)给了我5000美金,我的心能不懂吗?”

 

面对国家的重托,杨承宗没有半分迟疑。他当即用这笔钱购买了大量与原子能研究相关的书籍、仪器、药品。

 

无奈经费用完了,仪器却依然没凑够。见此,杨承宗果断拿出自己在法国积攒的存款,一口气买满了13个大木箱。

 

得知杨承宗要回国,伊雷娜·居里在庆祝杨承宗博士论文通过的酒会上,微笑着高高举杯:

 

“为了中国的放射化学。”

 

● 1951年6月,伊雷娜·居里(左三)在杨承宗(左一)毕业论文通过后开庆祝酒会

 

临行前,伊雷娜·居里的丈夫约里奥·居里特别叮嘱他:

 

“你回去转告毛主席,你们要保卫和平,就要有自己的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

 

● 伊雷娜·居里与丈夫约里奥·居里在实验室

 

这一番谈话深深鼓舞了杨承宗,也对后来的“两弹一星”计划提前埋下了伏笔。

 

1951年8月,杨承宗几经辗转,带着十几箱珍贵的科研器材、制剂和从伊雷娜·居里那里获得的10克碳酸钡镭标准源,回到了中国。

 

从此,在祖国的土地上,开启了另一段热血征程。

 

 

 

回国后,杨承宗首先进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担任第二研究大组主任。

 

当时,中国已有意发展原子能事业,且在核物理研究方向聚集了不少知名专家,可在同为基础学科的放射化学领域却人才寥寥。

 

杨承宗的回归,恰好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为了更多地培养放射化学人才,杨承宗亲自编写教材,筹建实验室,首开“放射化学”和“铀化学”等专业课,还同时挤时间去北京和清华授课。

 

● 杨承宗和中科大少年班学生在一起

 

到1956年下半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主攻放射化学的研究员已接近40人。从杨承宗掌舵的放射化学研究室里,走出了新中国第一代放射化学人才。

 

● 中国科学院放射化学研究室

 

1953年,杨承宗接到一个特殊任务。

 

中科院近代研究所需要中子源,而北京协和医院里恰好有一套废弃的提氡装置,修复好便能用于科研。杨承宗带着两个年轻学生赶到医院地下室时,发现储藏镭的玻璃装置早在解放前便被损坏,小小房间里弥散着放射性气体,污染严重。

 

● 北京协和医院旧照

 

楼上是毫不知情的病患,倘若不尽早处理,后果难以设想。

 

杨承宗见此情景,当即选择修复受损容器,封闭镭源。无奈当时物资紧缺,找不到防护设备,杨承宗只好冒险“肉搏”,独自靠近贮藏镭的保险柜。

 

他判断准确,修补得当,经过一系列紧张又迅捷的操作,终于成功封锁辐射源,化险为夷。

 

这次修复工作完成后,不仅消除了医院的安全隐患,还为研发原子弹的中子物理实验提供了珍贵的放射性样品,皆大欢喜。

 

可杨承宗的右眼却因过近接触放射源,视力一点点坏下去,直到10年后右眼视网膜剥离,完全失明。

 

 

对此,他并无半句怨言: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取许多人的安全,值得,值得。

 

为国育人,为国分忧,但凡有益于新中国发展的事情,杨承宗从未有过半分退缩与犹疑。

 

 

 

1961年4月4日,一辆小车突然把杨承宗接到了专门研发原子弹的二机部。

 

办公室里,等待他的是二机部部长刘杰。

 

● 刘杰,原二机部部长,“两弹一艇”元勋

 

“杨教授,你看什么道理,我们中国的原子弹事业不能大踏步地前进?”

 

面对突来的提问,杨承宗一时难以回答,但他理解刘杰的难处。

 

彼时的中国,苏联专家全部撤回,科研所人心涣散,再加上三年自然灾害,肚子都吃不饱了,何谈原子能事业的快速发展。

 

当杨承宗从二机部走出来时,深感肩负使命的重大:刘杰把他安排到了二机部第五研究所主持大局。

 

● 原二机部铀矿选冶研究所旧址

 

彼时的五所,正秘密从事着铀矿石的冶炼与提纯工作,杨承宗心里清楚,接下来奋斗的一切,都将和原子弹紧密相连。

 

面对五所简陋的厂房、胡乱丢弃的冶炼矿渣以及混乱的科研秩序,杨承宗没有时间叹气和抱怨,他怀着十二分的热情,开始了对这个“废弃工地”大刀阔斧地改革。

 

从保障科研人员的物质生活到增购书籍、设备,从动员职工摆正态度到亲手改良实验装置,杨承宗用诚挚、有效的行动,一点点扭转了五所的“沉沉暮气”,逐步将五所推到了中国原子弹研发的龙头位置。

 

● 杨承宗在工作中

 

1963年,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符合原子弹制作要求的2.5万吨纯化合物被安全运出五所,比组织预定的时间还要提前3个月。

 

杨承宗在主持五所工作期间,纯化处理了上百吨土法冶炼的重铀酸铵,解决了天然铀矿石在水冶、转化等过程中的众多工艺问题,取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十项科研成果,为后来“两弹”的成功研发做足了关键原料供应。

 

● 二机部部长刘杰在评价杨承宗时曾这样写道:杨承宗先生传约里奥·居里忠言,为培养放射化学奠基,为发展核弹原料胜利攻关,并为核事业培养了众多英才骨干,功德无量!

 

1965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

 

 

当身边同事都沉浸在欢欣鼓舞中时,杨承宗却陷入了另一种担忧: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有像五所这样上千人规模的铀矿选冶研究所,中国的铀矿资源并不丰富,总有挖空的一天,到时候没有饭吃就来不及了!原子弹不能当饭吃!五所要注意改变单一方向,注意应用!”

 

在成功的关口都未曾忘记忧虑职工的未来,这份远见,这份用心,何其难得。

 

 

 

早在1958年,中国科技大学成立之初,学校便邀请杨承宗担任放射化学和辐射化学系主任。

 

尽管工作繁忙,杨承宗依旧欣然应允,为中科大化学专业的发展出谋划策,尽心尽力。

 

● 1958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首届学生入学

 

当原子弹研发工作告一段落后,杨承宗一边忙着五所的日常运营,一边按时回中科大上课。

 

在学生的印象里,他总是微笑着给大家答疑解惑,平易近人。

 

一旦发现有潜力的学生,杨承宗更是尽全力举荐,极尽爱才。

 

● 杨承宗为学生写的推荐信

 

可天有不测风云,1966年“文革”开始后,不少知识分子的处境渐渐变得窘迫起来。

 

杨承宗随后也被划入了需要接受“再教育”的群体。

 

1969年,年近六旬的他跟着学生一起去到北京的铁道兵工地,风吹日晒,挖地开山,用白班翻夜班的高强度劳动来“改造自我”。

 

 

同年冬天,中科大为响应国家“落实高等学校下放”的号召,迁离北京。

 

 

杨承宗便默默携妻带小随学校一道远赴合肥,参与新校区建设。

 

这期间,他甚至随班下放到马鞍山南山铁矿,拉砖、开会、睡地铺。

 

相较于他人的焦躁、失落与无助,杨承宗脸上时常挂着豁达的笑容。他写信安慰同处逆境的学生:

 

世界上绝对公平的事很难做到,但“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八九”的数字已大大减少……莫要烦恼,以后生活上的挫折还多。

 

● 1970年杨承宗与中科大毕业生的合影

 

学生曾不解地问他:

 

“中科大的学生反正要毕业,跟学校走到哪里都一样,您为什么要跟着一起走?”

 

听罢,向来达观、开朗的杨承宗收起了脸上的笑容,只淡淡地回答:

 

“如今学校有困难,我应该和学校在一起。”

 

 

如此广博、敞亮之心胸,问之当世,能有几人?

 

 

 

“文革”结束后,杨承宗被任命为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尽管身体已渐渐步入晚年,但心怀家国的他并没有就此停下奋进的脚步。

 

● 杨承宗(左)和祝振鑫

 

1979年8月,在一次会议休息间隙,杨承宗偶然听到了两位同事的聊天:

 

“你家孩子今年考上大学了吗?”

 

“嗨,别提了,就差0.2分!”

 

这段对话在杨承宗心里瞬间激起了千层浪:虽然高考是选拔人才的公平方式,但对人才的评定能精确到0.2分吗?多少考生可能会因为阅卷老师的误差,或者自身发挥的失误而痛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想到此处,他不禁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为何不为那些同录取分数线接近的考生一个继续深造的机会呢?

 

1980年6月,杨承宗想开办一所自费走读大学的设想见诸报端,引发社会关注,获得了很高的舆论支持。

 

10月,中国第一所非公立自费大学——合肥联合大——正式成立,校长正是杨承宗。

 

● 杨承宗在合肥联合大学第二次团员、学生代表大会上讲话

 

这所大学建校之初,全部的家当只有从中国科技大学借来的一间20几平米的办公室和几张办公桌。

 

如此“寒碜”的大学,要如何提供学习资源?

 

早有考量的杨承宗提出了“联办公助”的办学思路。

 

学校在初创的前三年里并没有固定的校舍,所有学生都去到中科大插空使用教室,排课表有意与中科大上课时间错开,保证两边的学生都有硬件资源可用。

 

● 杨承宗亲自为学生授课

 

与此同时,杨承宗格外看重师资,所有任职教师都是从合肥12所高校里精挑细选的佼佼者,他还积极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如任之恭、钱致榕等到校开讲座,拓展学生的视野。

 

如今,合肥联合大学已经与合肥教育学院、合肥师范学院合并重组为合肥学院,继续在教育领域探索新的发展,默默为社会培养着有用之人。

 

● 合肥学院

 

正所谓,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

 

杨承宗凭着前瞻的思想与持续的努力,不仅为更多学子圆了大学梦,更为中国教育事业的改革贡献出了重要的力量。

 

从居里夫人的学生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从原子弹研发参与者再到合肥联合大学的校长,杨承宗者身上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闪光点。

 

 

 

然而造化弄人,因着种种缘由,杨承宗既没有评上院士,也没有获得共和国勋章。一次又一次的“错过”,让他只能目送自己的同事、学生登上荣誉奖台。

 

面对旁人的“不平”,他显得格外谦逊:

 

“我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为原子弹炼出了所需要的铀,还有就是在中科大办了一个专业”。

 

● 85岁的杨承宗作为主要研发专家重回罗布泊试验基地

 

淡泊明志,低调做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位先生都始终秉持着一个信念:

 

只要国家需要,尽管全力赶赴,不问得失。

 

2011年5月27日,杨承宗带着一生的传奇驾鹤西去,留给后人无尽的敬仰与怀念。

 

 

鲁迅曾言: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它发扬起来,中国人才有真进步。

 

相信历史不会忘记,这位没有功勋的元勋。

 

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无限璀璨的星光,看到了家国脊梁的模样。文/余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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