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论》中，鲁迅先生如此写道：“即使无名肿毒，倘若生在中国人身上，也便‘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我们喜欢一团和气，喜欢皆大欢喜，因此，我们便可以巧言令色，可以雕琢粉饰。
发展至今时今日，我们的话术日益精湛与圆熟，自动规避矛盾，巧妙掩盖不堪，冠以“识时务者为俊杰”。
但那些“不识时务”者、“不随流俗”者呢？仿佛是这个时代的“异端”，他们往往更逼近一些本质，一些真相，尽管那些本质和真相不难探寻和发现，只是被世人有意和无意地矫饰和深藏罢了。
1、
主持界流行这么一个说法：“人物访谈，男看许知远，女看易立竞。”
许知远访谈风格的冷峻与犀利显而易见，易立竞与之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是前者有时还顾及君子的谦谦之风，讲究一些策略性的迂回和较为幽默的调侃，易立竞的行事风格更趋向“快准狠”，单刀直入，弹无虚发。
最近，现身吐槽大会的易立竞让人们进一步见识到了她“刀刀毙命”的厉害。
谈到中年女性扮嫩，她直指小龙女的扮演者李若彤：“作为一个中年女性我很疑惑，为什么中年女性要追求少女感？那你让少女追求什么呢？中年富商吗？”
春花秋月，环肥燕瘦，各有其美，齐好“少女风”，狂刷“少女感”，当整个社会都弥漫着追求“少女感”的焦虑时，无疑暴露出一种畸形的审美观。
奥斯卡影后弗兰西斯·麦克多蒙德曾讲过：“社会文化让人们以为衰老是‘个人的问题’，是病态和失败，但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病。”
在《吐槽大会》第二期，她说：越不能聊的问题，就越要聊。
蜻蜓点水、避重就轻，这不是易立竞的风格，她经常抓住问题的关键，采取“穷寇猛追”的方式，直捣“黄龙”。
某一期节目，她采访郭敬明，没有客套寒暄，也未提及他商业性的转型成功，而是直接说到了郭敬明成名后最大的“黑点”之一：
“你也发生过作品抄袭的案例风波，和你现在保护知识产权这件事情有矛盾吗？”
面对这个质问，郭敬明显然措手不及，赶紧拿起水杯喝水来掩饰慌乱：“没矛盾。”
易立竞并未放过：“那你觉得它是污点吗？”
一向伶牙俐齿的郭敬明顿时语无伦次：“我觉得它会有影响，但是不…不会至于说，好像一直怎么怎么样。”
原则性不强的人，自会网开一面，但她步步紧逼：
“抄袭风波这件事算是你吃的苦头吗？”
“你现在把这个经历视作财富？”
郭敬明显然有点恼羞成怒：“不一定是财富，我觉得是一种经历吧。差不多了这个问题，下一个吧。”
多年前，她面对刘晓庆时，能问出“你一直是有争议的人，你觉得争议的焦点是什么？”“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对你有约束力吗”这样直指人物核心的问题。
2020年，易立竞在采访“人气王”万茜时，很想知道她为什么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万茜声称自己不太愿意参加综艺节目，本来就没有一颗想红的心，懒得折腾自己。
易立竞立即指出：“你参加过《舞林大会》。”
万茜身体不由得前倾了一下：“你不说我都差点忘了，我还参加过这个。”
易立竞“乘胜追击”：“而且参加过两届。”
万茜不争不抢、淡泊名利的人设在易立竞采访之后发生了坍塌：她并非没有想红的野心，只是没有红成而已。
有追求没错，令人反感的也许仅仅是这种明明揣着“野心”，却营销“宁静致远”的虚伪。
这期采访，被人称为“万茜滤镜破碎现场”。
易立竞因为这种“杀手式”的访谈，被网友戏称为“鲁豫的妹妹鲁莽”，是“明星黑名单里的女人”。
打破禁忌，挑战权威，不讳莫如深，不虚与委蛇，她面对采访对象时，更像是拿着手术刀的医生，解剖“病灶”，直击真相。
2、
易立竞的身上有几个著名的“标签”：《南方人物周刊》的高级主笔、“故事大王”、“中国最好的人物访谈记者”。
从1999年起，她就开始了记者生涯，分别做过财经、社会新闻、文化等领域报道。
在经历了多年的新闻实践之后，易立竞开始转战人物采访。2004年，易立竞加盟《南方人物周刊》，8年间，她每年平均采访18个人物。
在与公众人物对话时，易立竞努力跳出受采访者被加诸身上的各种美誉与身份框架，意图还原大时代下背景下的个体命运，以及那些被忽略、被误读、被掩藏的真实世界。
后来，她的文字被集结而成《中国导演访谈录》、《中国演员访谈录》《打开》和《打量》等书籍。
此外，她还做过《易见+》《易时间》《立场》《定义》等访谈节目，豆瓣评分均在8分以上。
她的采访在传媒界声名鹊起，始于2005年。
那年，她去采访崔永元，开头却没有从崔永元的那些更适合拿上“台面”的话题谈起，而是看似突兀的一句：你为什么批评超女啊？
她和崔永元整整聊了七个小时，于是有了那篇一战成名的《病人崔永元》。
后来，那个长篇报道被传媒界当作人物报道的著名范本。
标题中的“病人”定位和崔永元曾经风头无二的主持人身份显然有些冲突，但她坚持用了这个说法。
众所周知，《实话实说》大火后，崔永元得了严重的抑郁症，抽丝剥茧来看，这不仅是个体之病，更是时代之疾。
她的文章结尾意味深长：“崔永元的心理医生只对我们的记者说了一句：他要是没什么责任感，他的病就好了。崔永元开给自己的处方是：我要是把那良心丢了，我的病就好了。”
责任是沉重的，良知是沉重的，在很多心理疾患背后，其实往往挣扎着一颗颗善良、柔软的灵魂。
她捕捉到了，并真实呈现于世人面前。
据说，只要给了易立竞面对面坐下来的机会，她就有办法让你一再延长自己预设的采访时限：从一小时到两小时、三小时，甚至更多的时间。
这种“诱敌深入”的效果倒不像是刻意为之的手段，去除那些言不及义、浅尝辄止的“包抄”和敷衍，摒弃那些八卦式和任何带有优越感的质询和炫耀，更像是一场“刀光剑影”的博弈，一席令人欲罢不能的恳谈。
用她的话来讲，“你能不能够走到那一步”，这决定了对方的进一步反应。多数时候，这不是知识的交换，而是见识的互相吸引。
有人曾和她讨论，一个受访者气急败坏之下说的话是否可以刊出。肯定者认为当下的言行正反映了一个人的真实想法，她却觉得这不公平：“你要等他理智下来。”
这种基于对人性暴怒和脆弱之时的失控之举，她表现出了最大程度的理解和体恤。
3、
在一次访谈中，她问演员海清：“你觉得演艺圈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海清如此答道：“一群被放大镜照着的蚂蚁，原本非常渺小，只是被放大镜放大了。”
她深以为然。
在浩渺的宇宙面前，在历史的长河面前，人生而渺小，但当我们拿着放大镜看那些被虚幻的光圈笼罩的族群时，就产生了某种错觉与误判。
因此，在易立竞关于演艺界的人物访谈中，她关注的焦点并不是那些最能引发噱头和猎奇的事件本身，而是事件背后人物的内心，“是杂乱、阴暗、充斥着潜规则的名利场中的人性。”
平心而论，剥去明星身上的光环，他们也是芸芸众生中的个体，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在他们身上也同样发生着。所以，他们也是观察我们这个社会和时代的样本，人性的共通之处，很多时候，并不会因为身份、地位、职业、年龄、性别等因素有天壤之别。
2008年，在泰国曼谷机场，李亚鹏破天荒打了将摄像机再三对准自己患有先天性唇腭裂的女儿的记者，一时间舆论鼎沸。可是在易立竞面前，他坦白了自己在女儿出生前后的痛苦与无助，诉说了自己对女儿和妻子的爱与担当。
在机场爆发的他，只是一个盛怒之下一心保护女儿隐私，不想让她受到任何伤害的父亲。
那天，他们聊到深夜三点，最后，李亚鹏对她说，“以后三四年除了你，我不接受别人的深度采访。”
那一年，《南方周末》传媒致敬之年度文化报道——《李亚鹏：我不是个放浪形骸的人》被奉为经典，致敬理由为：
“该报道远离娱乐报道中的诸般病态表现，给予明星人物以正常国民待遇，保持了文化报道健康的职业尊严。”
“刻薄”和“刁钻”往往被视作有个性记者和主持人的风格，但这样的哗众取宠只见浅薄，不见深度；只见冷峭，不见温度。
记者出身，让她更加能够通过访谈洞察人性的幽微之处，也懂得如何追索和呵护那些生命“冰面”之下的心灵。
2016年，她采访俞灏明，距离他拍戏时遇到爆炸起火而毁容已经6年。
她特意安排了带他去“死亡体验馆”的环节。在“临终遗言”栏前，她问他：“要不要填一个？”
俞灏明迟疑了片刻：填一个？然后说，完全没有头绪。
她追问：“是要写得太多吗？在你面临那么大的事故的时候，有想过吗？”
他于是写下：“体验极乐极苦。”
这时，弹幕里出现：“内心强大的人，再去接她的访谈。”
▲ 易立竞与俞灏明在死亡体验馆中进行体验
一个身心皆遭受过巨大伤害的人，绝不会轻易忘掉那些如影随形的噩梦，她带他重新去进行死亡体验，也是在帮助他梳理内心的痛楚。
对创伤的疗愈，有时不是逃避，而是去面对。
访谈快结束时，俞灏明说，我心里其实是一个还是愿意相信的人，所以在我面临那样的状态跟情况下，我只会相信美好。
她明白他这样的相信源于什么：“你给自己造了一个可以说是梦，也可以说是自己构建了一个世界。”
俞灏明表示是“天生乐观的惯性，选择了这样的一条路。”
她马上接道：“所以昨天我觉得（死亡体验馆）那个心理咨询师给了你两个字：‘少年’其实是准确的。”
他欣然认可：其实是准确的。
历经劫难的人，仍保持了对这个世界最大的善意和信任，必定会有赤子一般的天真。别人看到他的痴愚，她看到他的美好。
她希望采访达成的最高境界，是让采访者和受访者都重新认识自己。
这场发现之旅，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探问和挖掘，求证与激发，让彼此在沟通与碰撞中，去重新遇见自我，认识自我。
她说过，“共情不是同意、附和，甚至不是理解，它是懂得，懂得是进入对方的内心，甚至和对方的灵魂共舞的结果。”
4、
1999年11月24日，山东烟台发生重大的海难。
随后，易立竞去了烟台，寻访海难中的幸存者，其后她发回的报道成为最早的关于海难的报道之一。
在她的新闻叙事和拍摄的照片里，重现了那些悲怆和灾难的场景：“尸体像麻袋一样扔上车，水面上漂浮着许多曾有过主人的鞋。”
这样的社会事件调查对她心灵造成的冲击可想而知：“你甚至觉得，每片沙滩上都是灵魂。”
她也曾孤身去河南艾滋村采访。那个令人谈之色变的村庄，在疾病、流言、诅咒和恐惧的包围下，更像一座人间的“炼狱”。
易立竞去的时候，除了随身携带采访的工具外，她还带了糖果和匕首。糖果是给孩子们的，匕首是用来自我保护的。
村里的一名艾滋病人，因忍受不了邻居及家人的歧视排挤而先后杀害了5户人家8口人。
那天，她对遇害者家属进行回访，直到深夜时分，结束时好不容易搭上返城的车，却被司机停在荒郊坟地。
司机威胁她：要想安全回到城里必须加钱，否则就把她扔在那里。
她同意后才逃过一劫。
在那个很少有人敢于踏足的村庄里，她和那些身心都备受煎熬与摧残的病人坐在一起，倾听他们的遭遇，倾听他们对活下去的渴望……后来，她带回了那些夹杂着方言、难以辨识的访问录音，把它们写成深度调查，促成了当时社会对艾滋病的重新认知和对艾滋病人群体的关切。
从做社会调查后来转型做人物访谈，她的工作量仍然超乎想象。
在同行那里，她有一份恐怖的工作记录：“在以往的访问中，李亚鹏预约两年，采访四天；刘晓庆预约一年多，采访四天；陈凯歌预约八个月，采访四个小时；徐克预约半年，采访四个小时；李雪健采访八个小时，崔永元采访七个小时。
姚晨的采访时间则持续五个月——从一起去梅拉难民营开始，采访了不下八次，第一次六个小时，此后每次都在两小时以上。”
当年易立竞采访赵本山时颇费周折。但因为她做过范伟的访问，后经过这个老搭档的“牵线搭桥”，易立竞最终获得了跟访赵本山的机会。
易立竞见到赵本山的时候，他正在拍摄《马大帅III》。东北的冬天异常寒冷，她跟随剧组辗转铁岭、开源、锦州，前后有半个月的时间。在这个过程里，“我们除了第一天见面打过招呼外，中间的时间并没有交谈，他在观察，看你是否值得信任。”
他能轻松制造出喜剧般愉悦的氛围，却在人际交往方面，有着自己层层设置的“关卡”。
当他终于卸下心防时，才接受了她的访问。
采访结束后，赵本山手书四个大字——天道酬勤，送给易立竞。
很多时候，从预约采访对象，到最终结束采访，整个过程都几乎一波三折。这还不包括她先前对人物资料的检索，采访大纲的拟定，以及后期在反复修改和打磨下完成的文章。
易立竞说，有时写完一篇文章，“有一种‘醉字’的感觉，有点像醉酒，但比醉酒难受得多。
人但凡对一件事情极致投入，才会产生非凡的效果。
亦如当年的曹公写《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
谈及成功经验，她并没有高深莫测或者连篇累牍的技巧可倾囊相授，反倒都是一些平平无奇，却能令人真正受益的朴素道理：
比如说踏实——做能力范围内的所有功课；比如说尊重——打破成见，重新打量每个生命。
5、
业内人一直有这样一个共识：易立竞把所有同行想采访的人都采遍了，而且采访得很透，别人已经无从下手。
被称作“照妖镜”的易立竞在赢得一片叫好的同时，也被一些人嗤之以鼻，斥其令人“大跌眼镜”，更有人对其诋毁：“真心不喜欢这个主持人，她就是想搞事情”。
盛誉也好，非议也罢，在众人的评价体系里，各有好恶，难得周全，亦如人生百态，物有异殊。
有人说“没有霹雳手段，怎怀菩萨心肠？”
在一个盛行冠冕堂皇、浮夸市侩的文化语境下，“冒犯”成了一种奢侈，就像虚伪的荒漠里，能开出真诚的花朵，也会蔚为奇观一样。
她一直坚持的一个采访理念是：“不迎合，不回避，不轻薄，不盲从。”有理性的客观，也不乏感性的温度。
“这是一个被物占据的世界，而我们的精神世界无处附着。只能投靠这样一个消费的世界。”
那么，表演与出卖，扭曲与荒诞，丑陋与伪善便不再显得稀奇，甚至，这些会被视作一种生存与职业所需的技能与机巧。
娱乐至死的年代，消费至上的年代，能不做沉默的大多数，能在自己的领域发出诚恳的声音，让华丽的泡沫、失真的语言、大而无当的主义被一一戳破，无所遁形，这需要底气，更需要勇气。文/荠麦青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