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孝贤“封神”:被日本名导尊为父亲,他用一生只做一件事
来源: 世界华人周刊 海外观察第一站  日期:2021-01-06 20:17:41  点击:105  属于:非常人物





娱乐圈都玩“跨界”的今天,他用一件事获得了“终身成就奖”。

最近,“跨界”一词很火,起因是跨年晚会中,各大演员纷纷拿起话筒献歌。这本无不对,但是许多人“假唱”被抓现行,观众们表示买票就给我看这?

不仅如此,靠打榜投票出道的“爱豆们”,摇身一变加入演技比拼节目中,表示自己有个“演员梦”,想成为好演员,却用尴尬的演技刺激了评委,并发出“为什么人人都要当演员,演员难道是个最低级的职业”这种感叹。




于是,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从一种客观事实变成一种讨论现象,那些一生只专注一件事的人被相继提起。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热爱电影,专注电影,获得“终身成就奖”的老人,他叫侯孝贤。

侯孝贤已鲜少出现在观众面前,近乎以一种侠隐的方式隐没在人群外。

关于他最近的消息则是一个多月前,台湾第57届金马奖授予他“终身成就奖”。




为他颁奖的是日本导演是枝裕和,这个获得过戛纳国际电影节金棕榈奖的男人,为了给心中的“偶像”颁奖,不惜千里迢迢奔波来到中国,隔离14天。

颁奖典礼上,是枝裕和更是深情告白:“我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但我始终认为,我就是他其中的一位儿子。”



▲ 是枝裕和与侯孝贤

像是枝裕和一样,许多知名导演的电影启蒙来自“侯孝贤式电影”,平淡深邃,意蕴悠长。有着强烈的美感和艺术属性。

这位老人的致辞很平淡:“感动别人先感动自己。”

他没有过多阐述电影与他是生命中多么不可承受之重,一切就像他的电影风格,不煽情却深情。

他与电影的结缘,还要从幼时讲起,那是个很长的故事,人生轨迹的改变与一场迁移有关。


1

1947年,时任广东梅县教育局长的父亲,去参加省运会,遇见了大学同学李块,李块在台中当市长,强烈邀请他来做主任秘书。

那时台湾刚光复,父亲一封家信,将全家接了过来,被接来的,还有刚满4个月的侯孝贤。

父亲原打算做两三年事情,就回广东,所以家居装饰一律简陋。大多是竹制品,便宜好丢。结果1949年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




母亲原是广东梅县的老师,一生等于被拦腰斩断切成两截儿,她前半生的社会关系永远消失了,几度抑郁,曾尝试自杀。

父亲早年办报纸,熬夜染上肺病,台北气候潮湿,引发了强烈的气喘,全家不得不移到南部的凤山。

祖母爱叠金元宝,嘴里常念叨要带给阎王爷。无数个白天黑夜,颤颤巍巍地徘徊在梅江桥边,弓着身子想回大陆。




情绪就像传染的瘟疫,缠绕心头再发酵扩散。逐渐长大的侯孝贤,背负不过这种压抑气氛,不喜回家,常和小伙伴玩到不知疲倦,人群渐散。

他们住在城隍庙附近的县衙里,这是个很老的小镇。

那时,台湾南部七县市所有戏曲比赛都在城隍庙举行,比赛周期持续一两个月。

童年侯孝贤最大的乐趣,就是同玩伴一起跑到榕树下,挤在人堆的缝隙里,看台上演戏。

歌仔戏,布袋戏,皮影戏......戏台前人头攒动,老师傅们正襟危坐,亮得一手好绝活,看得人眼花缭乱。

戏曲看多了,他开始看电影,没钱买票,他就瞅准带着票根的大人,拉扯人家衣袖,讨巧地喊:叔叔,叔叔,带我进去吧。

如果被拒绝,就找下一个大人,靠软磨硬泡,三个大人里总会有人心软,愿意带他进门。


2

初中时候,他开始告别这种小把戏,靠剪破铁丝网,爬墙混入观影人群里。

凤山总共有三家戏院,只要换新片子,他总能想办法进去,硬闯不行时,他开始造假票。

检票口一堆破烂的票纸,没人会在意,他抓一大把揣进兜里,回家小心校对。

认真程度像极了研究生物实验的科学家,研究怎样将票根匹配得更严丝合缝。

他造的假票结实,由于舍得用胶水,比真票还显真。检票员阿姨撕不断时,看他是小孩子,就不耐烦地清道让他赶紧进去。

侯孝贤自幼生猛,练就了一身打架的本领,和同龄伙伴对打,内部打完再跟外部打。

初三时,他和十几个烈性子的伙伴,拿着砍刀,和别人约架。公园四下无人,夜色黑沉,他凭借一股子狂热,手拿短刀先行探路,猛然遇到伏击时,抓起石头就开砸。




当他再一次砸烂士官俱乐部时,同龄伙伴眼里开始流露出一种尊敬。少年胸腔迸发出一种极度膨胀的骄傲。

凭借这股子野蛮彪悍,天不怕地不怕的风火,打到最后小有名号。

高二时,他也曾遇见过寻到教室挑衅的,侯氏团员一窝蜂围了上来。他不以人多欺人少,让伙伴们都散去,对方深受触动,也悄悄丢了藏好的尖刀,最后两人赤手空拳厮打在一起。

一扇家门隔绝了两个世界。

当然也有交集,比如聚众打架,遇见从天而降的警察突袭时,家就是最好的避难所,他只需要躲避警察的追击,轻车熟路地穿过小巷,余魂未定地躲进家中。




父亲去世后,重担愈发挤压着母亲脆弱的神经,她被很多无可奈何包裹着,一点小事也能激怒她。

有一次,母亲在厨房忙碌,少年的侯孝贤听见母亲在吵嚷,糊里糊涂中,一把刀飞了过来,把他小腿肚割伤。

母亲惊慌失措地跑来,声音颤抖地给他包扎,那一刀白口子长在侯孝贤腿上,也成了母亲心里的痛。

此时,偷家里存折,玩赌博,变卖家当,拿着砍刀大摇大摆地巡街已成为他生活的主流。

这种放浪形骸的日子,戛然而止在1966年,接到入伍通知单的那一刻。

由于他打砸陆军、士官俱乐部,被抓后留有档案记录,大学之路堵得严丝合缝。

当接到入伍通知单那一刻,他深刻预感将要和过去的生活挥别。将兜里的当票撕得粉碎,一脚踏进了军营。


3

当兵的日子繁杂规律,除了特有的训练外,闲暇日子,他照旧看电影。




当时市场正在大规模引进国外电影,一部英国爱情片《十字路口》,社会主义写实风格,意外深受青睐。

当时侯孝贤深受触动,他没想到电影还能这样拍,或许这算他拍电影的启蒙。受这部影片感召,一无所有的侯孝贤给自己立下目标:花十年时间,进入电影圈。

那种环境下,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算天方夜谭,但侯孝贤很坚定内心的选择,退伍后,侯孝贤随后考入了国立艺专电影科。

学校的日子,像点亮以后生活的灯,在他以为终于可以学点东西时,已经仓促毕业了。

“没学什么东西”给这一段学业之旅画下了句号。

梦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毕业以后,为了生存,侯孝贤开始了推销员生活。

每天打着领带,骑着摩托周转在人流拥挤的台北街头,四处派发名片。

街道拥挤闹哄哄,在一片片嘈杂声中,接过名片的人转身丢弃,他再轻轻捡起来,重擦干净。

这种日子持续了8个月,直到他接到一个电话。

当时台湾电影正处于萌芽时期,由于同学毕业后大多奔赴当兵,学校老师推荐他去做场记。

1973年开始,侯孝贤正式迈进电影圈,师从李行导演。

李行导演是60年代初期,台湾极有才气的导演。可以说,天生的天赋再加上良好的氛围,侯孝贤改变很大。在做了两部戏的场记后,他当起了副导演。




副导演一当,他这辈子和电影结缘的“导演路”就再没卸下来过。

此时,台湾新电影迈向一个新的台阶,盛行的以传统纪录片形式的电影,正式退出舞台。观众们渴望一切新鲜的事物,渴望喜剧。

在此后的七八年时间里,侯孝贤身兼编剧、副导等插手了十几部电影,电影拍得好看,均叫好叫座。

多年的沉淀和副导的经历,使他能轻易踩中市场挑剔的观影眼光,操刀的十几部电影大卖后,他决定做一些事情。



▲ 从左至右:吴念真、侯孝贤、杨德昌、陈国富、詹宏志

当时台湾电影没有独立的影视产业链。演员、导演、制作团队等全和香港共享。没有自成一家,片子一直掺杂着香港制作标识。

侯孝贤、杨德昌等一众志同道合的作家、电影人,团结一致,开始了推动台湾“新浪潮”电影的行动。



▲ 杨德昌(左)与侯孝贤

他们将视线聚焦在本土,用方言演绎着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不再以传统
叙事结构为主,并大胆启用非职业演员。

社会转型期下的普通人对生活的思考和感动透过镜头缓缓演绎出来。

他的第一部戏叫《就是溜溜的她》,由钟镇涛和凤飞飞主演的爱情轻喜剧。



▲ 《就是溜溜的她》

电影上映后成功卖座,新锐导演首战告捷,创作欲旺盛的他随后又接连推出了几部片子,片子质感保持了以往水准,市场反响却很平淡。

直到拍《风柜来的人》时,一切才有转机。


4

当时他正和国外求学回来的新导演共事,那些人全部学富五车,讲起理论热情洋溢,这和侯孝贤以往习惯不同。

他写剧本时,凭感觉将画面帧格大概想象了一遍,摄影机无非是重现。突然有人灌输西方理论,并且以高大上的外壳迷惑着他,这让他内心摇摆不安。




此时编剧朱天文丢给他一本《从文自传》,世间艺术本就是想通的,只有敏锐的人才能察觉出来,他读完文字后仿佛醍醐灌顶。

书中的写作风格,那种阳光下冰冷的俯视,给他的创作思路打开了新大门。

《风柜来的人》可谓是他的转机,虽然依然逃不过不卖座,小众电影的命运。却为他捧回了法国南特三大洲最佳影片奖。



▲ 《风柜来的人》

这部电影讲述有关于青春的叛逆,个人生命观的审视,侯式风格初现端倪。

后来,他想拍点更具备人文思考的,就将视线对焦了台湾历史。

那时的“二二八台湾”因为涉及“国民政府”时代,这在当时是个禁忌,没人愿意碰,也不可能触碰。

就在1987年底,各地开始解除戒严,他在夹缝里拍到了这段题材。

这部电影命名为《悲情城市》,他的拍摄镜头很原始,尽量捕捉演员最生动真实的一面。



▲ 《悲情城市》

有多真实呢?比如剧中有一个送葬镜头,开拍时旁边正好有一排送葬队伍,那是职业送灵人,他跑过去问能不能再哭一场,对方答应得很痛快,只要付钱就好了。

于是,电影里的镜头就这么来了。

这部电影捧回了华人影史第一个重要的国际电影奖项金狮奖。



▲ 纪录片《当电影映照时代:侯孝贤与杨德昌》

如果说1989年最卖座的电影,莫过于《悲情城市》了,电影很成功,理所当然获得相应的分红。

侯导处理钱的态度让人出乎意料,他没改善自己生活,而是叫来录音师杜昇之,剪辑师廖庆松,让他们去换新设备,有足够底气可以自立门户,胸怀和态度不是一般的大气。

他对工作人员好,保护演员也到了偏执的地步。有一场戏,由于总是达不到效果,他火气一急,把自己手打断了。拍《悲情城市》时更严重,把脚踢裂了,但是对演员,他舍不得说一句重话。




他保护演员到什么程度,有一次一个小演员站在镜头前,本来该按照台本,完成一系列动作。可是设备调试完,灯光配好,他一开演就忘了,随机发挥地演下去。

对于高要求的侯孝贤,这是大事情,他等到镜头拍完,对着剧组灯光噼里啪啦强调了一通,转身对着小男孩竖了个大拇指,意思是他很好。

没有责备,待到重新开拍,小男孩表演水到渠成,留下了可遇不可求的影视瞬间。


5

合作演员风格迥异,性格也不尽相同,侯孝贤关照每个人的特质,默默维护演员。

舒淇拍《千禧曼波》,由于戏剧张力性大,对演员体能要求很高,压力巨大。侯孝贤将拍摄调到了下午,保证她睡眠充足,有时间健身,可以精力充沛来到剧组。



▲ 《千禧曼波》

梁朝伟爱看书,拍《海上花》时,侯孝贤一本本书丢给他看,梁朝伟看到兴起处,还激动给侯孝贤推荐,书太多,他完全记不清书本来就是侯孝贤的。



▲ 《海上花》

伊能静拍摄《好男好女》,正逢事业瓶颈,在日本学习完表演,心里有一股子证明自己的冲劲,定妆时拍摄戏太投入,哭戏一度昏厥。



▲ 《好男好女》

许多工作人员觉得太过了,侯孝贤还是决定将机会给她。

他认为:演员是辅助导演完成故事讲述的功臣,极度善待他们。

他拍戏,极度还原韵味,最爱捕捉原始生动自然美。方言因为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有着独特的戏剧优势,对演员也是极大的挑战。

梁朝伟有个买办的角色,讲一口贼溜的上海话。为了帮助他更好地进入角色,侯孝贤操刀将角色背景改为广东。



▲ 《海上花》

《悲情城市》加冕后,他的电影又开始沦为小众,比如《南国再见,南国》,没掀起太大水花。但一些专业玩电影的圈内人,比如日本、法国都爱惨了这部片子,包括戛纳评审团主席科波拉。

这部影片在戛纳被投票得奖。但是影评界和观众依然直呼看不懂。

后来,他想拍摄一部属于自己的武侠片,题材选定了《刺客聂隐娘》,为了再现大唐风土人情,他抱着《资治通鉴》几个月不撒手。



▲ 《刺客聂隐娘》

他说:“想重新界定武侠,因为这对华人电影很重要,这也是外国人唯一拍不了的。”



▲ 《刺客聂隐娘》

正是因为对电影的执拗,一出手的聂隐娘为他捧回了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 《刺客聂隐娘》

在电影里许多人称他为大师、前辈,以为他高高在上,但是私下的侯孝贤对待工作人员没有架子,就像一个长辈。

比如工作人员、演员一堆人喝酒、唱卡拉OK时。他很关心大家的状态,他的眼光敏锐,在场谁有心事,谁不开心,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聚会散场,他永远收尾,检查有没有谁掉落东西。将人安排好送回家后,才赶回家中。有时太累了,就躺在浴缸睡着了,水哗哗淌着,直到被太太叫醒。

他的团队很多人跟随他多年,好多不是科班出身,也被他留在身边。他对钱财不吝啬,常说工作人员都有家庭,公司支付固定薪水外,每每拍戏的钱再另付。




他不限制捆绑工作人员的自由,大家可以随意在外接活。遇见不懂的,跑来问他,他倾囊相传,并且鼓励大家接拍广告,因为市场价钱不错,能改善生活。

60岁大寿时,有些年轻摄影师跑来祝贺,只说了四个字——“奉陪到底”。


6

台湾新电影从80年代以来,侯孝贤跟随时代沉浮,用自己的视角完成了一部部讲述,他更像新电影浪潮里的旗手,有着屹立不倒的见证和热情。



▲ 1998年,侯孝贤在南特为贾樟柯与是枝裕和颁奖

中间有人不拍了,有人去世了,有人转行拍电视剧了,他这面旗帜撑了十几年。

2007年香港浸会大学,考量他的影响和成就,颁授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自 1983年开始,侯孝贤拍的每一部电影都获奖,11部电影共获得20多个国际奖项。




他对电影的偏执高标准塑造了他今天的成就,也用毫无转圜的决心用一生实现了自己的热爱。

在今天大谈跨界的年代里,一心只专注一件事的人不多了。人们争着给自己贴更多的标签,“跨界王”像成为了一张能力者名片。

但事实却是实力不足,被群嘲,暴露了各种对名和利的贪婪。或许我们都该静下来,在光怪陆离的生活中倾听内心。




一生只做一件事的侯孝贤,始终坚守在自己的节奏里,外界的喧嚣与变迁与他何干。
告别监视器,他只是一个寻常的老人,最终肆意洒脱地隐于市中。文/麦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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