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池莉感性理性兼具的文字背后，是她对武汉这座城市无法割舍的深厚情感。
“霍乱发生的那一天没有一点预兆。天气非常闷热，闪电在遥远的云层里跳动，有走暴迹象。”
23年前，武汉女作家池莉写了一篇以流行病突发为背景的小说《霍乱之乱》，讲的是武汉爆发疫情后，医生和普通群众如何面对猝发传染病的故事，描绘了特殊时期抗击瘟疫的医生群像。
23年后，当新冠肺炎疫情在武汉大规模爆发时，池莉的这篇小说被看做是神预言。
所谓天然巧合，有时只是因为人类的命运总能在历史的长河里循环往复；所谓“未卜先知”，也不过是因为“预言家”拥有更为高远和宏阔的视角而已。
如果我们肯拂去一些迷幻的光环，就会发现，池莉的所谓“神预言”，只是一名具有忧患意识的流行病学医生，基于自己的专业知识和高度责任感，对人类做出的一个提前警示而已。
就像她说的那样：“我曾经做了三年的流行病防治医生。当我不得不离开卫生防疫专业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把自己的担忧写成一部小说：人类尽可以忽视流行病，但是流行病不会忽视人类。我们欺骗自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在池莉的这部小说里，很多章节的内容似乎都与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当下遥相呼应。
“不要自以为是！疫情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细菌、病毒以及一切的微生物布满了我们的生存空间，它们每时每刻都在裂变，在繁殖，借助空气、水、动物和昆虫等各种媒介在传播，没完没了地传播，没完没了地传播。”
这不是危言耸听，是池莉在小说中借主人公之口做出的常识普及和谆谆告诫。
对大自然和科学缺乏敬畏之心，对于潜伏的隐患缺乏高度的重视，必然会受到惩罚。小说里的故事如果说是虚构的话，那么严酷的现实总能一次次上演真实的魔幻。
在小说中，流行病学医生秦静激动地说：“隔离是最重要的，千万要阻断他对其他人群的传染！所有的烈性传染病都是要首先隔离传染源，这点是绝对必要的！”
1月23日凌晨，武汉发出了一份措辞简短的通告，这是武汉“封城”的开始。为了遏制疫情的扩散和蔓延，被称作“九省通衢”的武汉暂时关闭了通往外界的所有交通枢纽。
但在封城后最初的一段时间，基层管控并没有完全落实到位，社区小区防控并不严格。
百密一疏，就可能功亏一篑。因此，忧心忡忡的池莉不止一次在媒体上强调“隔离就是战争”，甚至“恳求武汉市民：宅在家就是在保卫生命”。
作为曾经的流行病医生，她太清楚早隔离对于阻断烈性传染病的重要性了。
她的这种基于专业的建言献策无疑是在帮助武汉筑起一道更牢固的“封锁线”。
而她的呼吁和随后2月6号中央指导组社区防控专家组深入武汉时得出的结论是一致的：“对于传染病的防控，所有人都知道取胜的关键在于传染源能否全部被控制，传播途径是否被切断。而这些工作重点必须是在基层，只有在社区控制了传染源，才能断了新发病例的路。”
其实在封城不久，池莉就在自己的生活小区微信群发出了《给物业与业主的6条建议》，建议大家管住双腿，严防死守，共同抗疫。
池莉除了关注疫情变化，发文疾呼，还会竭尽所能地利用自己的医学知识为很多人答疑解难，这让她的每一天都是紧锣密鼓的忙碌。
作为小区的一名热心义工，帮助小区居民隔离风险的同时，她也考虑到，粮食蔬菜是所有家庭的必需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为什么不能‘配给制’送菜到社区？公交车和单位公车都闲置着，为什么不动用全社会力量进行彻底隔离？纵然有再多医疗支援，抵挡得了烈性传染病的不断再传播吗？”
在《第28天隔离了，这个时刻！》一文中，池莉写道：
“当我们看见小女孩的母亲被病毒夺去了生命，小女孩子追在后面哭嚎，这也不再是世间一般的生离死别，而是需要我们第一时间冲上去，搂过小孩子，为她戴上口罩，尽快哄住她的嚎啕大哭，以免病毒趁机潜入她敞开的咽喉与肺脏；这个时刻，我们就是小女孩的母亲，而不仅仅只是拍视频的看客。”
此外，池莉还发表了短文《对不起，添麻烦了！》。在这篇短文里，她表达了对围城内外的人们守望相助，共渡难关的感激之情。
“我的勇气与底气，并不是自己有多么坚强，而是来自亲朋好友无私的帮助、整个人类社会无私的支持。”
在这场疫情中，她不是明哲保身的看客，不是牢骚满腹的发泄者，她以高度的冷静自制，用曾学过的专业知识，和一颗悲悯之心，去为武汉做着不仅是一名市民，一位作家，也是一个医生的分内事。
北大中文系教授张颐武对此予以了高度评价：“池莉在疫情最严重时的呼吁对今天的全世界都有用，武汉作家的社会责任和见识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这是作家的骄傲。”
在池莉感性理性兼具的文字背后，是这位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对武汉这座城市无法割舍的深厚情感。
她曾在散文《一条大河波浪宽》中写道：“假如我不曾在汉口的大街小巷多次迷路，我怎么能够得知这个城市的广袤与通达？假如我不熟谙武汉话，我怎么可以凭空虚构我的文学与文字？”
有人说她“将自己过往和对人间的关切赋予在了武汉这座城中，用文字构成了汉江边的残酷与温柔。”
在人生或者道义的战场上，有人弃甲曳兵而走，有人仍被甲执兵，“阵地”未失的人，与其说是一名义士，不如说，是一名勇士。
和其他作家阴霾密布的童年相比，池莉的幼年有过短暂的幸福，那时，她和外公外婆生活在一起，外公优裕的家境让她过上了公主一般的生活：“我在很小的时候就非常喜欢母亲的旗袍和高跟鞋，喜欢抚摸外婆存放在樟木箱里头的绣片和丝绸，喜欢饭桌上摆着成套的细瓷餐具的形式主义的进餐方式”。
但后来时代的大潮犹如惊涛拍岸，富有的人被剥夺了财富，井然有序的生活也惶然失序，一向阳光灿烂的少女仿佛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失语者。
对于当年只有18岁的她而言，未必是“天将降大任”，但同样是“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有一次，太过饥饿的池莉因为终于吃到一块肥肉，而激动得泪流满面。
两年后，池莉到冶金医学院（现武汉科技大学医学院）就读公共卫生专业：
“19岁时候的学医是被动选择。当年我们知青最热门的是回城当工人，我是黑五类子女，热门轮不到我，一般普通专科学校的招生就轮到我了。”
毕业后，池莉去武钢卫生处做起流行病医生。三年后，池莉弃医从文了。
她说，我就是抵挡不了文学的诱惑。池莉15岁时就曾写下“我的生命，我的青春，我的微笑，我的梦呓，只为你燃烧”的诗句，以此表达对文学的狂热与虔诚。
池莉于197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她为文坛内外所广泛瞩目，始于8年后发表的中篇小说《烦恼人生》。
小说借轧钢厂操作工印家厚，展示了普通工人面临的生活困境和无尽的烦恼：狭小的住房，微薄的工资，上有老下有小的负荷，每天上班长达两个多小时的颠簸，又遭遇被人诬陷，被领导批评的委屈和苦闷......
当印家厚拖着疲惫不堪的身躯回到家中，倒在床上时，已经是深夜11点36分。
回想这一天发生的林林总总，印家厚只能在无奈中安慰自己：“你现在所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梦，你在做一个很长的梦，醒来之后其实一切都不是这样的。”
烦恼处处，剪不断，理还乱，成为乌烟瘴气的生活里的主题曲，每个人都仿佛在小说的人物镜像中窥见自己满地狼藉的人生。
《烦恼人生》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都纷纷撰文，称赞她为“真正敢说真话的作家”。
她在全国各地做签售时，经常被围得水泄不通，有读者紧紧握着她的手不放：“谢谢你，替我们说话。”
因为对现实的高度还原，这篇小说成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之一。
此后，池莉还发表了《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来来往往》《生活秀》等中、短篇小说，在文坛掀起“新写实”的浪潮。
池莉抽丝剥茧的写实风格与当年所学专业不无关系：“我的写作与医学经历密切相关。学医的时候解剖课考试，一个人面对一具尸体，我常常会出现脑子一片空白的瞬间。那种瞬间的失语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里，慢慢变成了一种生活经验和写作经验，提醒我看人或者写人都要往骨头里头去，那里和外表是不一样的。”
这种从医经历让她在洞穿人性和生活的真相时，不会浅尝辄止，不会言不及义，往往以敏锐细腻的目光、深沉犀利的笔触去书写广大老百姓的生活状态、情感历程与命运走向。
因此，她笔下的人物往往是带有世俗气的芸芸众生，远离英雄主义的凡夫俗子，被生活倾轧，却有一种永不服输的辛辣强悍和乐观向上。
在小说《生活秀》中，池莉塑造了武汉吉庆街的“久久”鸭脖店女老板来双扬这个人物形象。
来双扬在熙来攘往的吉庆街夜市，一直卖“独此一家”的鸭脖，烟熏火燎的环境和水深火热的生活没有泯灭她的热情，她坚强而敞亮地活着。
当小店面临被拆迁的命运时，她始终把尊严放在首位，坚决不肯与追求她的房地产开发商苟且下去——要么明媒正娶，要么分道扬镳。
《生活秀》后被陆续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很多慕名来武汉的游客都会特意去吉庆街寻找来双扬的久久鸭脖。
当时住在吉庆街的一名个体户叫刘琼，敏锐地嗅到了商机后，千里迢迢跑到北京簋街开起了“来双扬鸭脖子店”。
王蒙评曾价她：“池莉的写实风格在读者中大受欢迎，据说她的不少小说可以卖到几十万册，这是我辈难以望其项背的。”
但她的作品也被批评为“流于琐碎”和“不深刻”，她说：“我可以把句子写得很花哨，花拳绣腿谁不会啊。我们读过那么多书，抄都抄会了，但真的洗尽铅华，把中国人的面貌端出来，这就是本事。”
她当了17年武汉文联主席，19年人大代表，拿了60多个文学大奖，多部小说被改编为影视作品。后来，她跳出了那个“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热闹圈子，成为文学的“独行侠”。
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对现实的强烈关注和书写，让她将自己的文学理想定位于：为百姓而写作。
池莉在《霍乱之乱》里有一句经典名言：“有理想的人最容易受到现实的挫伤。”
白岩松当年也说过类似的话：“理想主义最容易成为颓废主义者。”
理想主义者，手执长矛，一腔热血，向前冲去，但往往会在现实的铜墙铁壁前败下阵来，弄得头破血流，比尊严扫地更令人绝望的是，理想的幻灭。
当年池莉进入武汉大学学汉语言文学时，以沛然勃发的少女情怀为心爱的男孩子写情诗，但诗稿被偷走后，她也遭到了一次次的“批斗”，被老师同学羞辱，恋人被判有罪，锒铛入狱……
但有的理想主义者永远有着最纯粹的天真，这种天真让她淡化了自己的遭遇和挫败的结果。
在《霍乱之乱》中，她写曾受到了不公平待遇的流行病学医生的坚持：
“十几年后，闻达与秦静合作的关于那场霍乱的论文终于得以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年会上进行宣读。”
在《千万不要辜负我们这个时代的草》一文中，池莉写道：
“别忘了，这个地球上，草的强大，是无与伦比的，人类算什么东西。金字塔耸起之前，野草已经覆盖地表。帝王将相辉煌之前与覆灭之后，鸟儿都在树上莺歌燕舞。如果说我们这个时代不能够辜负什么，那一定首先就是不能辜负我们这个时代的草。”
这个“时代的草”无疑是我们生存之基的隐喻和象征，当人类的发展一日千里，自大和傲慢、无知和贪婪却经常让我们自食其果，所以，与其关心天边的玫瑰园，不如关注一下我们脚底的草；与其让那些大而无当的宏伟目标摧毁我们的家园，不如让我们真正去审视与珍惜自己赖以生存的环境。
在疫情期间，《新周刊》采访她时，问她：“面对这次疫情，你多次呼吁隔离，几乎呼吁到声嘶力竭。距离你写成《霍乱之乱》已经过去多年，你觉得人们对于传染病的认识或者警惕之心是否有进步？”
她答：“我多次呼吁是尽我一己之力。谚语说‘好了伤疤忘了疼’，其实事实上，人们的状态是‘伤口未愈已忘疼’。”
人类历史上的很多灾难仿佛历历在目，既知殷鉴不远，就不要让重蹈覆辙的悲剧成为无法走出的怪圈。
她说过，“对文学有真正的热爱，对人世有真正的爱惜，对自己有真正的珍视：一旦这三种理智与情感兼具，你就会发现自己格外清醒。”
“清白的良心是一个温柔的枕头”。在这个世上，永远有恪守初衷的人，永远有目光如炬的人，执笔为戟，振翼而鸣，给予我们蒙昧时刻的警示，与生生不息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