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清华，一世清白！
世界华人周刊专栏作者：顾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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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5月19日，一位老教授在台北病逝。
他死后，哀荣备至。
时任总统的蒋介石亲自为他题写“勋昭作育”四个大字；海内外诸多学者亲自书写挽联沉痛悼念，足以见其影响力。
他，就是执掌清华17年，被称为“永远的清华校长”的梅贻琦。
然而，谁能想到，就是这样一位在学界地位超然、曾经担任中华民国教育部长的老先生，竟然清贫得家徒四壁。
他的丧葬费，都成了个巨大的难题，不得不依靠募捐才得以解决。
梅贻琦手里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在办理完丧事之后，他的家属打开了一个梅贻琦生前从不离身的皮包，一个隐藏了几十年的秘密就此被揭开……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31年的冬天，一片肃杀中的清华园迎来了它新的掌舵者——42岁的梅贻琦。
在就职演说上，梅贻琦发表了著名的“大楼与大师”的言论。
然而，当时在场的清华学生却并没有为之动容。
他们都带着疑虑和审视的目光看着这位新校长，琢磨着他这话是发自肺腑，还是只是在说漂亮话？
这实在怨不得学生们疑心病重。
此前的清华园，刚刚经历过一场灾难。
前任校长罗家伦是个年少得志的国民党党员。
▲ 罗家伦
他在任期间，每天穿着国民党少将军服，大肆在校园内宣传国民党党义，还强迫学生们军训，对不合自己心意的言论动辄予以打压。
很多与罗家伦不和的教授，都被逼得纷纷去职。
原本崇尚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清华园，一时间万马齐喑。
最终，忍无可忍的清华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驱罗运动，将罗家伦从校长位置上赶了下来，联合要求教育部选派新的校长。
梅贻琦，就是在这样一种复杂局面下，成为了清华校长。
很多人对此并不乐观，因为清华的学生们虽然优秀，但是“难缠”，不服管。
罗家伦这样的铁腕校长尚且无法镇住他们，梅贻琦这个文弱书生岂不是更无可奈何？
却未曾想到，梅贻琦很快就赢得了清华师生的衷心折服。
他彻底改变了罗家伦时代强加给清华的政治色彩。
对于那些公然和国民党唱反调的学生，他不仅不打压，反而尽全力予以保护。
1936年年初，清华左翼学生的活动彻底激怒了国民政府。
大批警察进入清华大学，决意杀鸡儆猴，对带头的学生进行抓捕。
但是，清华园太大了，想要迅速抓捕到位，必须有一份详细的住宿地址，然后才能直接按照宿舍抓人。
军警们气势汹汹地闯进了梅贻琦的办公室，要求马上提供住宿名单。
当时的情形，名单是必须给的，不然警察们绝不可能善罢甘休。
梅贻琦始终保持着君子之风，温和地笑着，交出了一份住宿名单。
随后，他悄悄让校工断掉了全校的电，整个清华一片漆黑。
军警们像没头苍蝇一样在黑暗中搜寻了很久，却发现名单上的人员和地址根本对不上号，抓来的全是不相干的人。
原来，梅贻琦给军警的名单，是一份往年的旧名单。
暗地里，早已悄悄通知涉事的学生提前跑路。
在梅贻琦的这种“纵容”下，清华的师生们身上始终保持着一种自由而天真的气质，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说人之不敢说，做人之不敢做。
▲ 梅贻琦（左二）
朱自清，闻一多，吴晗，这些国民政府最为痛恨的眼中钉肉中刺，都被梅贻琦留在了清华的象牙塔里。
大师云集，成为了清华最引以为傲的学术资本。
然而，梅贻琦校长生涯中的高光时刻，却并不是在北京的清华园，而是在云南边陲的茅草屋中。
彼时日寇步步紧逼，攻占北平，清华大学不得不和其他众多学校一起南迁昆明。
作为校长的梅贻琦，也和家眷一起南下，在昆明的茅草屋中住了下来。
时局艰难，学生们生活无以为继，很多学生的营养状况非常差，衣食住行都得不到保障。
梅贻琦忧心如焚，接连向国民政府写信，请求国府能够拨付一笔资金，专门用来补贴学生，以免学生蒙受冻饿之苦。
资金申请成功之后，大多数师生都得到了资助，暂时脱离了窘境。
只有梅贻琦的几个孩子例外。
梅贻琦子女众多，他又为人清廉，根本养活不了全家。梅家生活十分清苦，众所周知。
但是为了避嫌，更为了把资金留给更需要的学生，梅贻琦坚决阻止自己的孩子领取补助金。
为了支撑家中的生计，他的夫人不得不放下知识分子的体面，挎着个小竹篮到处叫卖自己制作的“定胜糕”，用卖糕点的钱来补贴家用。
除了在金钱上一丝不苟之外，梅贻琦最忌讳的就是公权私用。
当时西南联大办了一个附属中学，教学质量很高，许多人都想把孩子塞到这所中学。
但是梅贻琦铁面无私，想要进来可以，一不靠权，二不靠钱，凭成绩说话。
权倾西南的“云南王”龙云的孩子考联大附中落榜了，龙云很生气。
毕竟云南是他的地盘，联大靠他的庇护才能安然无恙，竟敢不买他的账？
怒气冲冲的龙云准备兴师问罪，他的副官却连忙告诉他：梅校长的女儿也没有考上这所学校。
龙云哑口无言。
执掌大陆清华大学17年间，梅贻琦没有因为私事花过学校一分钱，更没有任何徇私、开后门的行为。
哪怕是他自己的女儿，也未曾得到过半点照顾。
清华满校师生，无不叹服，都认定他是清华永远的校长。
然而，在1948年，梅贻琦却选择了离开清华园。
从此，再也没有归来。
那是1948年12月，梅贻琦做出了艰难的决定：离开大陆，跟随国民政府撤离。
梅贻琦的选择，在很多人看来是对即将到来的新政权的不信任，是对马列主义的抵触造成的。
其实，真正的原因并不在此。
▲ 左起：查良钊、胡适、梅贻琦、黄钰生
梅贻琦的远走，是为了保住清华大学的庚子赔款基金。这笔钱当时在美国，数额巨大，如果梅贻琦不离开大陆，这笔钱肯定是没有了。
为了保住这笔钱，梅贻琦忍痛离开了清华园。
他到了台湾之后，很多人都怂恿他把这笔钱拿出来
别人帮他想出的花钱的名目五花八门，盖大楼、搞基建，总之，这笔钱已经成为了唐僧肉，人人都想吃一口。
梅贻琦却总是摇头。
他想把这笔钱用在清华大学，但是两岸之间势如水火的争斗，使这个念头变成了空想。
直到1955年，台湾清华大学成立，梅贻琦才舍得把这笔钱拿出来，用于购买科研设备、培育精英人才。
此后的七年，梅贻琦把全部的心血放在了台湾清华大学的发展壮大上。
与此同时，他也一直关注着大陆的局势，思念着北京那座真正的清华园。
据相关资料显示，在建国后，清华大学曾经多次收到过匿名人士从海外寄来的学术期刊。
有人说，那个默默邮寄期刊的人，就是他们的老校长梅贻琦。
1962年5月，已经缠绵病榻多时的梅贻琦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 梅贻琦生前最后之影像
他住院期间，连药都买不起，死后更是无钱埋葬，靠校友募捐才能够入土为安。
但是有一种质疑的声音也出现了：梅校长执掌清华基金几十年，手里握着一笔巨款，怎么可能会穷酸至此呢？
他从未离身的黑色皮包，是不是藏着什么支票存折？
当梅贻琦的家人打开了他最为珍视的黑色皮包，所有人都沉默了。
那里面放着的，是账本。
这么多年来，每一笔基金的用处，都记载得明明白白，从未有一处疏漏。
所有的钱，都用在了清华大学的建设上，没有一分落入私囊。
他，无愧于“永远的清华校长”这一称号。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57年过去了，梅校长的气度和精神，已成绝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