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我这一生,就讲一点,任何情况下我都要有所作为
来源: 世界华人周刊 海外观察第一站  日期:2019-03-05 20:47:58  点击:79  属于:非常人物
 

者按:今天,褚时健与世长辞,享年91岁。从“烟厂厂长”到“亚洲烟王”,从“刑满释放”到“褚橙飘香”,褚时健波澜壮阔的一生,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

 

作者:木蹊

 

 

你想要别人如何评价你?当记者面对官方从不宣扬的经营天才时,褚时健始终不肯多言:

 

我就希望人家说起我时,会说上一句:“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的。”

 

 

1. 为同学们做一些事

 

 

1942年,日军在神州大地上烧杀抢掠,褚时健的父亲不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导致重伤,家族生意血本无归。

 

为了解决弟妹们的吃饭问题,身为长子褚时健开始逃课,和母亲一起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并接手父亲的烤酒生意。那年,他才15岁。

 

 

过了两年,家中境遇好转,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褚时健只身离开家乡,前往省城昆明,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活。

 

在抗战的后期,昆明的物价飞涨、物资匮乏。最凶的那段时间,原本上午可以买一斤大米的钱,到下午连半斤米都买不了。

 

 

对于当时的学生而言,米价疯涨是最大的灾难,因为本来生活费就不多,用起来处处捉襟见肘,连吃一顿饱饭,都已经成了一种奢望。

 

当时,龙渊中学的校方不包食堂,交由学生管理。买东西、记账都由学生负责,这个负责的学生叫伙食委员,买米、买菜等一切事项,由他来安排。校方则把伙食费都全部交给伙食委员打理。

 

 

由于褚时健精于计划、行动果断的特点被同学们熟知,就被选为了伙食委员。褚时健认为,要想管好伙食,关键是买米、买菜,而要想价廉物美,就得先进行市场调查,摸摸行情。

 

那时,有些米店会往米里加点儿水,则还有的米店是用加石粉的法子欺骗顾客,但这些伎俩在褚时健面前就失效了,当过家的他,拿嘴一咬,就知道有没有加过水;用手一搓,就晓得加没加石粉。

 

 

没过几天工夫,就连市区哪个集市的菜便宜、哪个小贩的秤不准,他都摸了个一清二楚。

 

再一个就是买小菜问题了,过去,学校的配菜都是炊事员买,他经常会吃回扣,所以伙食水准明显和花的钱不符。为此,褚时健也主动挑起了买菜的活,一分钱都不差,还买得便宜。

 

初中三年,褚时健一直被选为伙食委员。其中原因,就是在他的管理下,全班同学每天都能吃饱饭。

 

 

2. 为工友们做点事

 

 

抗战胜利后,褚时健考上了西南联大,当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一张书桌已安放不了褚时健怦怦跳动的心脏了,于是他从事了革命事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褚时健从红光农场到堵岭畜牧场、从曼蚌糖厂,再到戛洒糖厂,凡是他待过的企业,之前总是很差,破破烂烂,但交给他带路之后,都大有改观。当时领导做出决定,让褚时健到玉溪担任烟厂厂长。

 

 

1979年10月的一天,褚时健举家迁往玉溪。这一天,烟厂派了三名员工,开着一辆五吨重的大卡车来接他们。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颠簸后,褚时健一家三口离开了哀牢山,驶入玉溪。

 

 

刚下车,褚时健就呆住了:破旧而杂乱的房屋,坑洼不平的路面,工人们呆滞无神的眼睛和灰暗的身影。放眼望去,这家烟厂是一片萧条的景象。

 

最奇特的现象是,这里的每个员工上下班都提着一只瓦罐。因为这些员工实在穷得买不起保温水壶,所以只能在下班的时候,用瓦罐接一罐热水带回家。

 

褚时健在拜访工人时发现,很多工友家祖孙三代都挤在一间不足18平方公尺的房子面,目睹着一切,他的心被刺痛的,也就是那时起,他做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改革!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烟卖不出去,退货严重。1979年玉溪卷烟厂的总产量是30万箱,却有6万箱积压在仓库里。

 

“辣!苦!呛!”这是人们对卷烟厂“红梅”烟的一致评价,不仅如此,这些烟的包装还极不规范,人们发现:有的一包烟内只有18或19支烟,有的一条烟内,只有9包烟……

 

“红梅红梅,先红后霉。”这句市场对“红梅”的流行评语,常常传到褚时健的耳中,他下决心要整顿这家烟厂。

 

 

到底是怎么生产出一包烟只有十八九支,而一条烟又只有9包的?褚时健要求增加抽查频率,并按比率定下制度,每千包(条)应该有多少必须抽查。

 

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低级问题,主要是人的责任心问题,于是就定下一项制度,发霉的烟叶一律不得进入生产环节,对入厂的烟叶全部进行复烤,并且进行一次彻底的设备大检修。

 

 

之后的十多年间,这个濒临倒闭的烟厂,在他治理下,竟然成为后来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红塔帝国”,随便找几个数字都能让人心里一惊:

 

10年不到,烟厂销售额突破1000亿人民币;

17年间,烟厂共创利税991亿;

年利税200亿元以上,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约等于400个农业县的财政收入总和。

 

 

万科的老总王石曾说:“在他一年创造300亿人民币税利的时候,万科的经营规模才30亿元,我们去年才缴了300亿元的税,而褚厂长在20年前就达到这个数字了,那还是20年前的300亿元。”

 

 

20年前,300亿,在这些显赫的数字和光环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每一个卷烟厂的工人都知道,这十几年来,褚时健常常和工人一起背着香烟走上街头,一根根拿出来请人试吸。

 

 

有一次,他为了和工人抢修锅炉,整整3天都不眠不休。在很多人的记忆中,每天的凌晨五点,褚厂长就已经到厂里上班了。他没有假期,除了出差,几乎天天都在车间和工友们待着。

 

 

他对同事们到底有多好?

 

当褚时健因为“公款私分”入罪,被判无期徒刑时,他一个人把所有的罪名都扛了下来,只身走进了监狱。

 

 

就在褚时健入狱后,卷烟厂开始实施年薪制,后来接替褚时健的老总们,年薪都是上百万,还有很多与他共事过的人,后来离开体制创业,也都成了千万富翁。

 

3. 为乡亲们做点事

 

 

美国著名军事家巴顿将军说:“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跌落低谷之后的反弹力。

 

这句话,也许最契合褚时健。

 

 

在褚时健服刑的那段时间,他唯一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三年后,褚时健也因为严重的糖尿病,在狱中几次晕倒,之后被保外就医。

 

人生的起伏对他是何等的残酷,很多人都想: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也只能在狱中苟延残喘度过余生了。

 

 

然而,这恰恰是他破茧重生的开始,谁都没有想到,出狱后的褚时健,居然爬上了老家的哀牢山,承包了2400亩的荒地开始种橙子……那年,他74岁。

 

说起哀牢山,当地的村民都说,那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当时,褚时健没有启动资金,到银行贷款又无抵押,但诸多困难都没有阻挡他的“倔强”。

 

 

包山地要花钱,种苗要花钱,他和妻子住进了深山,并向周围朋友借钱。尽管很多朋友借钱时说不用还了,但他承诺“必须还”。

 

其中,还有一个退休工人给了他200块,褚时健夫妇说不要,但工人哭说,“你以前对我们好,现在落难了,这个钱你一定收下”。

 

 

几年里,褚时健一直在改进橙子的种植方法,为了保证橙子甜,他事无巨细,亲历亲为:

 

多少平方米栽一棵树;

一亩山地种多少树合适;

每棵树上挂多少果;

干旱时期如何浇水……

 

 

为了种出最好的橙子,褚时健和技术人员挨家挨户跟果农沟通,并帮助他们脱贫。那里的农民原本多是贫困户,后来跟着褚时健种橙子,现在一年收入已经有了十多万。

 

后来“褚橙”大规模地进入北京市场,得到了消费者认可,10年后,“褚橙”火遍了大江南北,并出现了一橙难求的现象。

 

 

有的人创业失败了,好友就会送上一盒“褚橙”,祝愿东山再起,有的孩子参加大考时,也都要吃一个褚橙,寄意成功考上。

 

而褚橙的崛起,甚至提升了一个行业的尊严。一家水果连锁店的老板曾对褚时健说:“你们的褚橙,让我们这些卖水果的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我们以前只是小商小贩的形象,生意做得再大,也被人瞧不起,现在发现自己也可以很高大上。”

 

 

从 “烟草大王”到“橙子大王”。再加上之前太多的人生故事,“禇时健”和“褚橙”已经拥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褚时健曾说:“我这一生,就讲一点──任何情况下我都要有所作为。”他的确做到了,那些不同阶段的困难,跌宕起伏的经历让这位老人超越限制,把所有困难都化成机遇。

 

最重要的是,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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