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天，褚时健与世长辞，享年91岁。从“烟厂厂长”到“亚洲烟王”，从“刑满释放”到“褚橙飘香”，褚时健波澜壮阔的一生，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是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的标准。
作者：木蹊
你想要别人如何评价你？当记者面对官方从不宣扬的经营天才时，褚时健始终不肯多言：
我就希望人家说起我时，会说上一句：“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的。”
1. 为同学们做一些事
1942年，日军在神州大地上烧杀抢掠，褚时健的父亲不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导致重伤，家族生意血本无归。
为了解决弟妹们的吃饭问题，身为长子褚时健开始逃课，和母亲一起承担起家庭的重担，并接手父亲的烤酒生意。那年，他才15岁。
过了两年，家中境遇好转，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褚时健只身离开家乡，前往省城昆明，开始了他的中学生活。
在抗战的后期，昆明的物价飞涨、物资匮乏。最凶的那段时间，原本上午可以买一斤大米的钱，到下午连半斤米都买不了。
对于当时的学生而言，米价疯涨是最大的灾难，因为本来生活费就不多，用起来处处捉襟见肘，连吃一顿饱饭，都已经成了一种奢望。
当时，龙渊中学的校方不包食堂，交由学生管理。买东西、记账都由学生负责，这个负责的学生叫伙食委员，买米、买菜等一切事项，由他来安排。校方则把伙食费都全部交给伙食委员打理。
由于褚时健精于计划、行动果断的特点被同学们熟知，就被选为了伙食委员。褚时健认为，要想管好伙食，关键是买米、买菜，而要想价廉物美，就得先进行市场调查，摸摸行情。
那时，有些米店会往米里加点儿水，则还有的米店是用加石粉的法子欺骗顾客，但这些伎俩在褚时健面前就失效了，当过家的他，拿嘴一咬，就知道有没有加过水；用手一搓，就晓得加没加石粉。
没过几天工夫，就连市区哪个集市的菜便宜、哪个小贩的秤不准，他都摸了个一清二楚。
再一个就是买小菜问题了，过去，学校的配菜都是炊事员买，他经常会吃回扣，所以伙食水准明显和花的钱不符。为此，褚时健也主动挑起了买菜的活，一分钱都不差，还买得便宜。
初中三年，褚时健一直被选为伙食委员。其中原因，就是在他的管理下，全班同学每天都能吃饱饭。
2. 为工友们做点事
抗战胜利后，褚时健考上了西南联大，当时学生运动风起云涌，一张书桌已安放不了褚时健怦怦跳动的心脏了，于是他从事了革命事业，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解放后，褚时健从红光农场到堵岭畜牧场、从曼蚌糖厂，再到戛洒糖厂，凡是他待过的企业，之前总是很差，破破烂烂，但交给他带路之后，都大有改观。当时领导做出决定，让褚时健到玉溪担任烟厂厂长。
1979年10月的一天，褚时健举家迁往玉溪。这一天，烟厂派了三名员工，开着一辆五吨重的大卡车来接他们。经过五个多小时的颠簸后，褚时健一家三口离开了哀牢山，驶入玉溪。
刚下车，褚时健就呆住了：破旧而杂乱的房屋，坑洼不平的路面，工人们呆滞无神的眼睛和灰暗的身影。放眼望去，这家烟厂是一片萧条的景象。
最奇特的现象是，这里的每个员工上下班都提着一只瓦罐。因为这些员工实在穷得买不起保温水壶，所以只能在下班的时候，用瓦罐接一罐热水带回家。
褚时健在拜访工人时发现，很多工友家祖孙三代都挤在一间不足18平方公尺的房子面，目睹着一切，他的心被刺痛的，也就是那时起，他做出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决定——改革！
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烟卖不出去，退货严重。1979年玉溪卷烟厂的总产量是30万箱，却有6万箱积压在仓库里。
“辣！苦！呛！”这是人们对卷烟厂“红梅”烟的一致评价，不仅如此，这些烟的包装还极不规范，人们发现：有的一包烟内只有18或19支烟，有的一条烟内，只有9包烟……
“红梅红梅，先红后霉。”这句市场对“红梅”的流行评语，常常传到褚时健的耳中，他下决心要整顿这家烟厂。
到底是怎么生产出一包烟只有十八九支，而一条烟又只有9包的？褚时健要求增加抽查频率，并按比率定下制度，每千包（条）应该有多少必须抽查。
他认为，之所以出现这些低级问题，主要是人的责任心问题，于是就定下一项制度，发霉的烟叶一律不得进入生产环节，对入厂的烟叶全部进行复烤，并且进行一次彻底的设备大检修。
之后的十多年间，这个濒临倒闭的烟厂，在他治理下，竟然成为后来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红塔帝国”，随便找几个数字都能让人心里一惊：
10年不到，烟厂销售额突破1000亿人民币；
17年间，烟厂共创利税991亿；
年利税200亿元以上，占到云南财政收入的60％，约等于400个农业县的财政收入总和。
万科的老总王石曾说：“在他一年创造300亿人民币税利的时候，万科的经营规模才30亿元，我们去年才缴了300亿元的税，而褚厂长在20年前就达到这个数字了，那还是20年前的300亿元。”
20年前，300亿，在这些显赫的数字和光环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每一个卷烟厂的工人都知道，这十几年来，褚时健常常和工人一起背着香烟走上街头，一根根拿出来请人试吸。
有一次，他为了和工人抢修锅炉，整整3天都不眠不休。在很多人的记忆中，每天的凌晨五点，褚厂长就已经到厂里上班了。他没有假期，除了出差，几乎天天都在车间和工友们待着。
他对同事们到底有多好？
当褚时健因为“公款私分”入罪，被判无期徒刑时，他一个人把所有的罪名都扛了下来，只身走进了监狱。
就在褚时健入狱后，卷烟厂开始实施年薪制，后来接替褚时健的老总们，年薪都是上百万，还有很多与他共事过的人，后来离开体制创业，也都成了千万富翁。
3. 为乡亲们做点事
美国著名军事家巴顿将军说：“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准，不是看这个人站在顶峰的时候，而是看这个人从顶峰跌落低谷之后的反弹力。”
这句话，也许最契合褚时健。
在褚时健服刑的那段时间，他唯一的女儿在狱中自杀身亡。三年后，褚时健也因为严重的糖尿病，在狱中几次晕倒，之后被保外就医。
人生的起伏对他是何等的残酷，很多人都想：这位风烛残年的老人，也只能在狱中苟延残喘度过余生了。
然而，这恰恰是他破茧重生的开始，谁都没有想到，出狱后的褚时健，居然爬上了老家的哀牢山，承包了2400亩的荒地开始种橙子……那年，他74岁。
说起哀牢山，当地的村民都说，那是“鸟不拉屎”的地方。当时，褚时健没有启动资金，到银行贷款又无抵押，但诸多困难都没有阻挡他的“倔强”。
包山地要花钱，种苗要花钱，他和妻子住进了深山，并向周围朋友借钱。尽管很多朋友借钱时说不用还了，但他承诺“必须还”。
其中，还有一个退休工人给了他200块，褚时健夫妇说不要，但工人哭说，“你以前对我们好，现在落难了，这个钱你一定收下”。
几年里，褚时健一直在改进橙子的种植方法，为了保证橙子甜，他事无巨细，亲历亲为：
多少平方米栽一棵树；
一亩山地种多少树合适；
每棵树上挂多少果；
干旱时期如何浇水……
为了种出最好的橙子，褚时健和技术人员挨家挨户跟果农沟通，并帮助他们脱贫。那里的农民原本多是贫困户，后来跟着褚时健种橙子，现在一年收入已经有了十多万。
后来“褚橙”大规模地进入北京市场，得到了消费者认可，10年后，“褚橙”火遍了大江南北，并出现了一橙难求的现象。
有的人创业失败了，好友就会送上一盒“褚橙”，祝愿东山再起，有的孩子参加大考时，也都要吃一个褚橙，寄意成功考上。
而褚橙的崛起，甚至提升了一个行业的尊严。一家水果连锁店的老板曾对褚时健说：“你们的褚橙，让我们这些卖水果的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我们以前只是小商小贩的形象，生意做得再大，也被人瞧不起，现在发现自己也可以很高大上。”
从 “烟草大王”到“橙子大王”。再加上之前太多的人生故事，“禇时健”和“褚橙”已经拥有了不一样的意义。
褚时健曾说：“我这一生，就讲一点──任何情况下我都要有所作为。”他的确做到了，那些不同阶段的困难，跌宕起伏的经历让这位老人超越限制，把所有困难都化成机遇。
最重要的是，褚时健这个人，还是做了一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