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作家龙应台做了一个决定：迁居乡下，陪93岁的失智母亲。从作家到政客，再辞职回到乡下照顾母亲，是什么促使她在65岁时做出这样的决定？
世界华人周刊专栏作者：张老六
见微知著，解读神奇世界中的必然
1952年出生的龙应台，属于战后婴儿潮的那一代。
但中国台湾这群如今已年近古稀的“孩子”，与当时世界其他国家的婴儿不同，他们随着父母的流亡，成为了没有祖坟的一代人。
龙应台曾解释自己的名字：
“既然叫龙应台，当然是个在台湾出世的孩子；可是正因为名字里嵌了‘台’这个字，谁都知道她肯定是个异乡人。”
“异乡人”陪伴了龙应台大半生，在她的记忆里，“家”不是出生地的台湾，不是有孩子的德国，而是遥远模糊的湖南老家。
01
龙应台的父亲是湖南人，母亲是浙江人，他们在1949年随着200万大军逃到台湾。
落入海岛后，原是大小姐的母亲靠织渔网养大四个孩子，父亲则当个乡下警察，每三年就调动一次。
龙应台一家
所以，龙应台小时候没有住在眷村，她身边清一色全是台湾当地人，60个小学生当中只有她一个外省人，同学们都不怀好意地叫她“外省仔”。
每次她刚交了朋友就又得搬家，一切从头来过。这使她比一般外省人更没有“根”的感觉。
明明生在台湾，长在台湾，可她所受的教育却一直在告诉她，台湾“是次等的，暂时的，这里不是我的家”。
当时的最高领导一直保证“一定给你们带回大陆去”，让这些外省人觉得好像只要契机一到，随时都能打包行李，回到大陆老家。
所以，这群说着标准国语的外省人，时刻以优越的中原人姿态，睥睨台湾的一切：粗鄙的台语，下游的歌仔戏，迷信的庙宇……
但他们的心底，又有一个艳羡在疯狂滋长：台湾人有自己的家。
在龙应台的成长记忆里，除了身份上与台湾当地人隔着一道藩篱，父亲时不时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在她耳边谈他的同乡“曾国藩”，也催生了她内心对家乡的渴望。
16岁的龙应台与父母
于是，由于那个遥远的家国梦，整个少年时期的龙应台都将自己的灵魂安置于中国文化的这片天河里。
她读《有所思》，读《上邪》，小小年纪就忍不住对《箜篌引》寥寥十六个字所带来的生动与悲壮拍案叫绝。
只不过因为当时环境的刻意扭曲，使她对对岸的认知孤立而狭隘，文化上断层极大地局限了她的求知欲。
直到她23岁去美国留学，才发现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完全是不同的，这才有了十年后的一本风靡华人界的《野火集》，去“腐化”那个谎言。
23岁时的龙应台
02
龙应台大学毕业后当了一年助教，因为被一位美国教授赏识，得到了奖学金赞助，便到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读书，并取得了英美文学博士学位。
在那里，她认识了一名德国留学生伯恩。
在龙应台后来的作品里，她对两个儿子着墨甚多，从《孩子你慢慢来》《亲爱的安德烈》，到后来的《目送》，都写满了浓浓的母子情。
龙应台的两个儿子
然而却甚少提及她的婚姻。
龙应台与伯恩相识相恋，于1978年结婚，5年后二人一同回到台湾，学国际经济的伯恩任职于一家银行。
龙应台自己则在台湾中央大学英文系任教，此间她开始对白先勇、陈映真等各大名家的作品进行批评，最后出版一本《龙应台评小说》，一上市即告罄。
而那篇轰动一时的《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就在当时写下。
她用咄咄逼人的气势、当仁不让的态度撕开隐藏在面具底下丑陋脸孔——苟且的百姓，污秽的环境，权势的警察，贪婪的商人。
这篇文章被收录到《野火集》，21天就狂印24次，4个月狂卖了10万本。
一夜之间，这个年仅33岁、被余光中称为“龙卷风”的女子便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作家。
然而，当收获了玫瑰和掌声的同时，也招来了许多谩骂，有人骂她“娼妓”，有人攻击她“性冷淡”，甚至有人寄给她冥纸。
父亲开始不安：女儿，你不要忘记我跟你说过，我亲眼见到不听话的人半夜里被麻袋蒙住，绑在石头上，丢到海里去了。
她安抚说，爸爸你放心，我只是在谈“捡垃圾”，没关系的。
这把批判的“野火”，以燎原之势蔓延了台湾几十年。
就在她的“声望”如日中天之际，因丈夫受聘于瑞士的一家银行，龙应台不得不选择旅居瑞士，随后又定居德国，开始了漫长而孤寂的异国生活。
她本可以似所有出嫁的女子一样相夫教子，顺便写作、关心中国大事，还能站在异国的三尺讲台上教中文。
然而14年的欧洲婚姻家庭生活终究无法满足一个知性女子的期许，白人的世界也不容一个外来女子有太多的发挥余地。
她在《银色仙人掌》的自序文中写道：
“苍蝇站在一扇玻璃上，翅膀急速拍打，发出电线接触不良时那种滋滋的电磁声，它在盲目地、绝望地寻找出路……然后起身走到书桌前，坐下，开始写，写自己的离婚书，写完传出。”
她将自己比作一只受困的苍蝇。
望着窗外满眼的绿意，她却只能在玻璃窗内苦苦思索，那抹绿意到底是来了初春还是至了夏末？
伸手无法触及的美好，终究不属于美好人生的一部分。
她认为“每个人都是一座孤岛”，不想靠取悦别人过完余下的人生。
就这样，她结束了自己的婚姻，回到华人世界。
03
回到中国台湾后，应马英九的邀约，龙应台先后任“文化局长”和“部长”。
当官，是受到中国文人“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思想所牵动。
但从过去站在云端指点江山的文人，走入现实成为实践者，岂有那么容易？
上任之后，龙应台才发现文人的浪漫情怀在人民生计面前，简直脆弱得不堪一击，现实与理想之间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一个人能够看出问题，不见得就能解决问题。
好在面对四面八方的反对声，她还能不失文人傲气，从容的回答：在中国，文人从政是一种传统，苏东坡、白居易他们透过做官把对社会付出、实践做到了。
她就是这样一个奇女子。
当作家时，文笔洗练犀利，做母亲时，母爱温柔细腻，在官场时，作风果敢坚定。
张晓风为她的书写序时这么形容她：
“烧一把野火的是龙应台，乖乖守着万年以来岩穴中那堆灶火来为孩子烤肉讲故事的也是龙应台。”
但这样的龙应台，在生活中却“有着超乎想像的不安全感”，常陷入生活盲区。
有一回半夜，她写了一封家书给德国家人，不到五分钟，就接到马英九的电话：“你刚才是不是有传真东西？”
“对啊，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传到我家来了！”
还有一次，友人林青霞送她一条裤脚收束的裤子，林青霞与她见面时，发现她一只裤管的带子不见了，另一只还绑着，林青霞忍不住提醒她：“你知不知道，一条裤腿的带子不见了？”
“是吗？没有了吗？”
诸如此类糗事，不胜枚举。
龙应台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她睿智但又糊涂，果决却又散漫。
她想当一个旁观者，却偏偏是个局中人。
她的矛盾如同她的文字，每每饱含着一种对家乡的渴望，却又透露着永远找不到家的绝望。
她在《亲爱的安德烈》中写道：
“你的母亲，就是二十世纪的被历史丢向离散中的女儿，很典型。所以她终其一生，是没有一个小镇可以称为‘家’的。”
你看，多么惨烈的自白，似乎带着一股先天沧桑。
流亡的历史就像一把烧红的铁，将孤独的印记烙入龙应台的肌骨。
她试图改变自己与父辈们的漂泊宿命，她生怕这群流亡者随着生命的渐次陨落终被历史忘却。
但她仅有的，也只是用文字一次又一次地诠释自己的“大中国主义”：绝不容许历史再次将家人分离，绝不容许国土再次分裂。
04
一直以旁观者自居的龙应台，习惯用泛爱的姿态去书写弱小群体的无奈，书写大江大海的磅礴。
然而，柏杨却在生前就洞悉这一切：
“龙应台有许多想法和做法，都是我年轻时会干的事，大概每个有志之士都要经过这一段吧。我是晚年才进入中庸之道，站在外面往里看，我认定，龙应台的轨迹大致也如此。”
2004年，龙应台父亲过世。
父亲的死，像是突然给龙应台过去色彩斑斓的人生硬生生地划出一道黑暗而诡异的门，
“那像海上突来的闪电把夜空劈成两半，天空为之一破，让你看见了这一生从未见过的深邃裂缝”。
接着，母亲又被诊断痴呆症。
龙应台顿时像断了线的风筝，连漂泊都失去了方向。
此时此刻她才痛切体悟到，几十年来她的悠然自得，都因为“父母就是理所当然地在那，就像家里的家具一样，你不会跟家具说对不起”。
渐渐地，龙应台少了旁观者的壮怀与激烈，多了几分落莫孤单后的澄净与透澈。
有一回，她和儿子在缅甸旅行，夜间她问儿子，怎么有空陪妈，女朋友呢？
“她在越南，带她妈旅行！”
儿子说得理所当然，在龙应台听来却宛如五雷轰顶。她对生命的参悟还不如孩子来得通透。
父母从破碎的时代走出来，花了很多牺牲与奉献才将孩子拉扯大，他们已经没了祖坟，难道还要他们在人生的最后一里路，孤单的离去？
她跌跌撞撞追逐了大半生的“家”，却原来，“妈咪在，那儿就是家了”。
龙应台在新书上写道：妈咪在，猫咪在，那儿就是家了
65岁时，龙应台辞职回到乡下，陪伴早已不能说话的老母。
母亲甚至不知道她是谁，龙应台便一遍一遍的叫母亲的名字：美君你在吗？美君你好吗？我是你的女儿。
从她18岁离家到现在，47年来，她一次也没有回头看。
现在回头，或许太晚，但至少来得及。
人至中年，眼睛都往下看，看自己的孩子蹒跚学步、健壮成长，唯独忘记了往后看，看父母佝偻的身躯在斑驳的岁月中渐渐风化，直到烟消云散。
然而对父母的懊悔与不舍，可能几年甚至几十年都会缠绕于胸，与人说起来就忍不住眼流满脸：“真后悔那时……”
在这个超高龄社会，每一个人的家中都有一个“美君”，将来有一天自己也可能是“美君”。
衰老和死亡，离每个人的生命都越来越近。
65岁的龙应台为93岁的老母戴上鲜花
然而，就如龙应台所说，
“这个社会向来谈的都是我们要给孩子相处的‘质量时间’，陪伴孩子长大。什么人谈过我们要给父母‘质量时间’，陪伴他们老去？”
或许，我们都应该放下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孩子，因为，“你现在开始不迟，或者说，你再不开始就迟了。”
今年66岁的龙应台，一生不断的“思”与“辩”——从生到离，从死到别，从爱到惆怅，从不舍到放下，从小小个人到浩荡国家。
逝水行舟，回首舱内的灯火灿烂，她释然一笑，那份浮于人世的孤独灵魂，终是洗尽铅华，心下大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