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促成曾国藩创办湘军的重要人物，他发掘保举左宗棠，使之由一师爷而至侯爵高位。淮军初创时他是李鸿章的财政大管家，一路历任巡抚、盐运使、侍郎高位，清朝以二品顶戴待之，但是最终一场外交官经历却毁了他的一切。他是第一个全面介绍西方社会政治体制、人文历史概况的中国人，他被称为中国最懂洋务的人，但是最终他被斥责为卖国贼，举国人人喊打，老病于湖南老家……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驻英国大使——郭嵩焘。

郭嵩焘的功名之路

1818年，郭嵩焘出生在湖南湘阴一户地主之家。这一年是清朝嘉庆二十三年，还处在康乾盛世的落日余晖里。和当时所有的读书人一样，郭嵩焘从小经受传统教育的洗礼，十年寒窗苦读，在读书时，郭嵩焘结识了曾国藩，但是比起曾国藩的功名之路，郭嵩焘则有些跌跌撞撞。

1837年考取举人之后，郭嵩焘连续两次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他的同窗好友曾国藩这时候已经是翰林院的编修了。郭嵩焘只好在朋友介绍之下，去给浙江学政当幕僚，这一年是1840年，他在浙江前线亲眼看到了从前一向看不起的“夷狄”的船坚炮利，英国人武力的强大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1847年，郭嵩焘第四次参加会试终于考中进士，但是还没开心多久就得到了双亲去世的消息，郭嵩焘只好回家守制，为父母守孝居丧。

他守制的这几年里是太平天国运动闹得最凶的时候，1852年，太平军打到了湖南，郭嵩焘身为湖南人看到湖南官兵一触即溃，深深痛心，当即力劝同样在湖南的曾国藩和左宗棠出山。最终犹豫不决的两人在郭的促成下先后出山，曾国藩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湘军，郭嵩焘追随曾国藩参赞军务，也是一把好手，当时有“湘军财神”的说法。

郭嵩焘(1818－1891)，字筠仙，湖南湘阴人

1856年年末，他离湘北上，到京城任翰林院编修。在京城里，郭嵩焘的见识才干都受到极大的赞赏，咸丰皇帝几次接见都对郭嵩焘勉励有加，咸丰皇帝甚至在第一次借鉴郭嵩焘时就直接命郭嵩焘入直南书房，足见咸丰皇帝对郭嵩焘才情的爱惜。在这期间郭嵩焘极力在皇帝面前保举左宗棠，为左宗棠创办楚军消除了部分障碍。但是文人气十足的郭嵩焘在官场里待得并不如意，在之后的几年里，郭嵩焘一直在吏治和税收部门前线，他决心大力整治官场的贪腐之风，却发现处处掣肘，无奈的郭嵩焘只得黯然回乡。

历史选择的人终究不会蛰伏太久，仅仅两年，刚刚成立淮军的李鸿章深感自己人手不够，多次派人请郭嵩焘出山相助，郭嵩焘只好再次出山，执掌淮军的财政后勤大任。两年时间里，他在盐运使的位置上理财有方，卓有成效，很快再次高升，成为广东巡抚。广东形势复杂，又是当时中国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再加上广东官场势力错综复杂，老友左宗棠也驱赶太平军残部进广东，郭嵩焘左支右绌，最终被再次解职。

第一位驻英国公使

1875年，郭嵩焘因为李鸿章的保举再次奉诏进京，进京后不久就被任命为福建按察使。几乎同时，在遥远的云南发生了一件外交争端，英国一位外交官员马嘉理在中缅边境地带和中国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并被杀死，外交官公然被杀，这类外交事件即使放在今天仍然是大事，会对两国关系带来震荡，当时的清政府更是手足无措，清政府只得答应英国人提出的各种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清政府须要派出全权大使赴英国道歉，并且担任驻英国公使。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事情，虽然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西方的接触有了，但是还都在浅表层面，士大夫阶层主流的观念里，西方国家就是蛮夷之邦、罗刹之国。

一向是外国人对中国称臣纳贡，所谓上邦之臣当小国之主，哪里有大清派使臣到蛮夷国家去的道理，彼时外国使节驻华和中国派驻对外使节都被视为大伤国体的奇耻大辱。于是这成了一件谁都不愿意碰的苦差事，这份差事最终落在了郭嵩焘肩膀上。郭嵩焘宦海沉浮，素有干练的名声，又是当时清朝不多的懂洋务的人才，郭嵩焘倒是没有太多心理负担，但是他的朋友们已经坐不住了，他们认为郭嵩焘这趟去一定是凶多吉少，出使英国就是有辱斯文，有辱名节。

郭嵩焘出使英国（油画）

甚至有些守旧派和清流开始编对联骂郭嵩焘，“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敢出使你就是汉奸，就是侍奉洋鬼，郭嵩焘的湖南老家的乡民甚至扬言郭嵩焘丢了湖南人的脸，绝不能去，去了就开除省籍砸了郭家的老宅。

这些压力纷至沓来，郭嵩焘也陡然间更增勇气，“时艰方剧，无忍坐视之理。”他的湖南口音里，充盈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决绝与勇敢。派驻公使的目的，不只为一时一事的致歉，而是“能知详情，而后知所以控御之法”。这依然回到常识的逻辑：了解、学习，才谈得上控制与抵御。

郭嵩焘使西纪程

公元1876年12月2日，郭嵩焘以兵部侍郎的身份，从上海登船，前往英伦。这个58岁的老人，于风雨之中暂时作别了这一片古老的土地。到了第二年的元月份，郭嵩焘才到英国，半个月之后，郭嵩焘觐见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呈递国书，正式成为中国的第一任驻英公使。

郭嵩焘身在伦敦，不同于中国的英租界，他看到了那个庞大的日不落帝国的本体，伦敦的繁华都会，议会政治，自由经济，重商主义，奖励科学，大学制度，蒸汽电气，社交礼仪，西方音乐，这是完全迥异于古老中国的另一伟大文明，而不是什么鬼蜮技俩。从这时候开始，郭嵩焘每天用日记的形式写下来自己的见闻和思考，他要让中国人明白，西方文明的活力和希望，在郭嵩焘的文字里。

郭嵩焘参观法国世博会中国馆（法国画师绘）

他第一次向国人谈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伊比鸠鲁，也第一次论及社会学家孔德，数学家莱布尼次。在汉语世界里，他最早提到莎士比亚，提到亚当.斯密与约翰.穆勒等西方杰出人物。对于西方政教，郭嵩焘更是表现出学习的急迫。他在牛津大学考察两天，二十多个学院，两千多学生，宿舍、寝室、书房、图书馆，无不令他惊叹。郭嵩焘所到之处，都不耻下问。旁听学术讲座，观察学生接受学位的仪典，出席各种学会，参观英国博物馆。郭嵩焘的笔下，至今还留有150年前的伦敦：“街市灯如明星万点，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无以复加”。

他的这些文字都被整理为《使西纪程》寄往总理衙门，公开刊行。但是让人料想不到的是，这本书后来成为他最直观地罪证，在那些夜郎自大愚昧无知的守旧士大夫们看来，在愚昧的国民看来，这简直是居心不良的大毒草，这就是美化敌人，这是在背弃祖宗，流毒中国。

“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

“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

“郭嵩焘有贰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

这些弹劾一日甚似一日，并且国内的守旧派们不满意的是，他们不希望郭嵩焘继续留在国外，反而支持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和郭嵩焘内斗，一个最古老的大帝国的使馆里便天天充斥着，检举，监视，仇视，斗争，并且刘每每列出“罪状”发回国内，比如郭嵩焘参观英国炮台时披上了英国人的大衣，见到巴西国王时，擅自起立。听音乐会时阅读音乐节目单，这都成为对郭嵩焘口诛笔伐的罪状，满朝腐朽黑暗愚昧可见一斑。

一人和一个时代的斗争

最终，郭嵩焘没能斗过流言和毁谤，也没能斗过那个时代。公元1879年，花白头发的郭嵩焘黯然回到上海，回到他爱之深与责之切的故国。但是故国并不欢迎他的到来，他到上海的第一件事就是辞官，朝廷当即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是在他返回湖南老家时，长沙街头却满是“勾通洋人、里通外国”的粗暴标语。湖南的官员们对这位外交官和二品大员不光是招待不周，甚至人人对之不屑一顾，人人避之唯恐不及。

在他的老家他一样遭到了横眉冷对，他在一片骂声之中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他经常发表自己对中国社会政治改良的种种看法，但是终不为朝廷所容，不为社会所容、1891年7月18日，郭嵩焘在一片孤寂落寞中病逝。他病逝之后，中兴名臣李鸿章曾经上奏为郭嵩焘请求立传赐谥号，但是朝廷却出乎意料地拒绝了这个在当时再平常不过的惯例，朝廷强调：“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著不准行。”

郭嵩焘所整理的《使西纪程》（样本）

从科举到幕僚，平乱和军机，出使英国，兼任驻法公使，忧愤归国，一片骂声中黯然去世。郭嵩焘的功名事业比起近代史上的那些大人物并不算显赫，他的标签是中国最早的驻英国大使，或者有一个更合适的称呼，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看得最清楚的人。但是腐朽没落的老大帝国并不能容许任何人看得清楚，更不能容忍思想和见识，那是背离了天地人三元，是背离了一切，骄傲的天朝上国怎会为一个中了洋毒的人而改变？

幸运的是，郭嵩焘本人有充分的自信，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里还写下这样的诗句：“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这是卓然自信或者是拳拳爱国，亦或者是对文明碰撞交融的先知？或许，他本人就是那个复杂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