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韩国人知道他们崇拜的文豪有这样的故事，心里不知又作何感想呢？
世界华人周刊专栏作者：朗博
提起苏轼，人们的头脑中便出现一个的风流倜傥的才子形象，但你想不到的是，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重视和提出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的策略，是反文化外交间谍的第一人！
提起历史上的大韩民族，真是乏善可陈，用“墙头上的草”来形容它最为合适。唐朝强大时，高丽王朝被打败了，自愿做了华夏的小弟，成了中国的属国。但当辽国在北方强大起来的时候，马上投入契丹人的怀里做了奴才。
当了契丹人的走狗也就罢了，还时不时向北宋献媚，来个政治文化交流，背后却搞起小动作来。
高丽人可耻地充当了辽国的间谍，这可真利用了北宋官员毫无防范的心理。
让我们看看北宋的官员“疏忽大意”到了何种地步！
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在西北，北宋与西夏紧张的对峙期间，战争阴云密布。此时神宗皇帝在朝廷大发雷霆，怒骂官员“缺心眼”，原因是朝廷商议的布战方略和作战方针已经传到边境上了，连普通军民都知道了，这仗还怎么打？原来是朝廷一些官员把作战意图泄露给了亲朋，然后传了出去。
神宗皇帝很生气，发文警告官员：“其令河东、陕西诸路转运、经略等司，遍约束辖下文武官，不得与河北及四方亲识通书说边事，若有彰露，当械送下狱，终身废弃。”大意是说哪个官员再泄密，就要送进监狱永不再为官。
熙宁九年（1076年），辽国派耶律孝淳出使北宋，北宋负责接待的是员外郎朱温。
两国使臣见面不免寒暄起来。
耶律孝淳问朱温：你们的南方发生了什么事情？
朱温回答：南方少数蛮族叛乱了，现在正派人讨伐。
耶律孝淳问：派了士兵有一二万么？
朱温答：就一两千士兵。
耶律孝淳又问：谁为将？
朱温回答：郭逵、赵卨。
一个外交官竟然是如此幼稚，对辽使耶律孝淳有问必答，当然朝廷最后就罢免了朱温，可是朱温还觉得很委屈。
北宋官员之所以这样可是有历史原因的。唐朝时期的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博大的胸襟几乎没有国家能与之匹敌。国外的遣唐使、留学生不仅能到中国学习各种文化典章制度，还能在唐朝担任职务，但根本构不成对中国的威胁，所以唐朝官员对国家文化信息的保密意识很淡薄。
到北宋时，北方契丹发展起来，对北宋构成巨大的威胁。但北宋官员受唐朝影响，根本没有国家文化信息保密的意识，加上当时政治开明，言论宽松，士大夫轻谈国事，这给北宋的外交及对外军事行动形成诸多弊端。让敌人“知己知彼”了，焉能胜利？
高丽人自古就会钻爱空子，岂能放过这个大好机会？
识破高丽人间谍阴谋的就是苏轼。
说到这起间谍事件，真是有点讽刺的意味，因为至今这件事还被当成中朝友好的历史见证，这就是“义天来华”事件。
北宋时，有个杭州僧人叫净源，他坐船去高丽，认识了当时大名鼎鼎的义天。这义天可是高丽国最有道的高僧，他本是高丽王子，后来当了国师。两位高僧成了好朋友。
高僧义天
后来，净源回到祖国圆寂了。元佑四年（1089年），义天要到中国来，借口一是为祭奠净源，二是为皇太后送寿礼。
北宋王庭对此十分重视，立刻把义天出使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当成北宋和高丽恢复外交关系的机会，仿佛又开始中朝两国友好的新篇章，要给义天来访以政策上的重视和支持。
但当时苏轼上奏哲宗和朝廷，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这份上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份国家文化信息的安全的文件。其大意如下：
按以前的规格接待义天，花费巨大，地方被骚扰，劳民伤财；高丽人停留时，可以图画山川，购买书籍，恐怕是契丹人指使的，给国家与契丹对战留下隐患；应该对义天来朝警惕；要求朝廷对暗中与高丽勾结的僧人和奸商给予严办。
当时哲宗皇帝立即采纳，朝廷开始执行，于是义天入宋的接待和活动都受到了限制。
可即便如此，事情还是出乎了苏轼的意料之外！
第二年，苏轼的弟弟苏辙出使辽国时，惊奇地发现“宋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辽国）”。回到了宋朝，兄弟俩意识到，涉及国家安全的宋朝的政治、军事机密已有人出卖给了契丹人。
苏辙立刻给礼部提出意见，内容包括三方面：
1、涉及国家安全和重要信息的图书的出版、印行要严加禁止或监督控制；
2、转运使、开封府、国子监等机构防止涉密图书文字流传到国外；
3、各州县、监司、国子监机构监督民间雕版印刷书籍。
这恐怕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出版发行的审核许可制度，也是最早的关于国家文化安全方面的保密政策了。
后来朝廷在苏轼苏辙地建议下，削减了高丽外交使馆的人数、停留的时间。规定如果高丽人外出买的东西发现有违禁品，立刻委婉没收，给以相应的钱数；如果书店把涉及时政或边防的书籍出售给高丽人，就要查封。
这下高丽使者蒙圈了，但贼心不死，暗的不成，就明的来，厚着脸皮烂脸要求看《太平御览》，此书可是北宋各个方面的资料总汇，所以当时苏轼领导的礼部“以禁书难为传示外国，故不许”。虽然高丽多次重金求购《太平御览》，但是一直没有得逞。
可是高丽人在与苏轼的斗争中却笑到了最后，北宋的国情还是被辽国掌握了。
这样的后果是怎么造成的呢？
元佑八年（1093年），高丽人又死皮赖脸地要求购买《册府元龟》《太学敕式》等书籍，这些书可是关于北宋政治理论及其制度建设的书籍。
北宋朝廷对于卖不卖书形成两派：
以苏轼领导的礼部坚决反对，苏轼专门罗列了卖书的“五害”：经济上得少失多；过程暗损民力；高丽所得必为契丹所获，等于借寇资盗；国家虚实被窥测；可能授人以柄。
他认为如果北宋的政治动态、社会虚实这些情报都被契丹掌握的话，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太大了。
以董敦逸为主的尚书省同意卖书，他们认为中华图书典籍的境外传播是“柔远”之道，彰显了宋朝宽广的胸襟气度，苏轼苏辙两兄弟是小题大做，杞人忧天。指责苏轼兄弟“拒违君命”，要求严惩。
幸好太皇太后心中明白董敦逸这是借题发挥，主要打击以苏轼为主的川派文人，于是就把董氏贬为湖北运判，苏氏兄弟暂时获胜。
苏轼画像
但不久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政治风向突变，苏氏兄弟被贬谪到岭南，历史上这场维护国家文化与信息安全政策，反对高丽间谍的运动戛然而止，让人扼腕叹息。
最后北宋大量国家文献流入高丽转到辽国，给北宋的外交带来了巨大的麻烦……
就在苏轼苏辙被贬谪后，北宋的底细、谈判筹码都被人掌握了，还能有好结果么？
公元1105年，宋朝对西夏在军事上完全处于优势地位，马上就能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了，此时西夏主动和辽国通婚，向辽国求救。
辽国这时候虽然已经外强中干、行将灭亡，但是它更了解宋朝，居然装腔作势地调解北宋与西夏的关系。在这次外交调解中，辽朝真是知己知彼，没有费一兵一卒，就阻止了北宋最后对西夏的军事成就。而北宋根本不了解辽国的虚实和是否有真正作战的意图，只能又一次承受了耻辱。
辽国衰弱后，更强大的金国兴起，这时北宋才真正认识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才有人想起了苏氏兄弟的国家安全的策略。
到北宋即将灭亡的前夕，宋钦宗即位，御史胡舜陟上书说，高丽这些年出使我国，让我们经济负担很重。以前高丽为契丹卖命，今天一定会为金国办事，来探听我们国家的虚实，应该停止使臣来访了。
胡舜陟的“彼昔臣事契丹，今必事金国”这句话，真是对韩国民族性格最恰当的评价了，千百年一直没有变，我不得不佩服古人的眼光。
当然朝廷立刻采纳，规定高丽使者第二年必须回国，也不像以前免费提供一切花销了。但是为时已晚，没到一年，北宋灭亡。
宋高宗
南宋高宗皇帝接受教训，减少、终止高丽来使。到了南宋孝宗时，南宋与高丽彻底断交，再不来往。可惜苏轼已经看不到了。
再读这段历史，我们不仅赞叹苏轼在文学上的造诣成就，更为他超前的眼光而折服。
如果韩国人知道他们崇拜的文豪有这样的故事，心里不知又作何感想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