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证人不惜自我折磨选择作证，他是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为了明天将要出生的孩子：他不愿自己的过去成为他们的未来。
编辑：华妹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夜。
我们在集中营中度过的第一夜。这一夜让我的一生成为漫长的黑夜，被加上七重封印。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烟。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孩子的脸，在静默的蓝天下，他们的身体渐渐蜷曲。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火焰，从此以后一直在消耗着我的信仰的火焰。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黑色的沉默，永远剥夺了我生的欲望的黑色的沉默。
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时刻，我的上帝、我的灵魂被谋杀，我的梦想化为荒漠。
我永远不会忘记，哪怕与上帝活得一样久。永远不会。
——埃利·威塞尔
1944年，希特勒展开了他的种族灭绝计划，犹太人被赶进集中营。
一个15岁的犹太小男孩问父亲：“这不可能，对吗？他们只想吓唬我们。这是20世纪，不是中世纪。父亲，文明世界不会允许这样的事发生的。”
那个曾经的孩子——埃利·威塞尔，他创作了近60本有关大屠杀记忆的著作，成为“大屠杀活教材”。
1986年，威塞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身为和平活动家，他到世界各地演讲，控诉暴力、仇恨和压迫。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入口刻着他的话。
“为了已经逝去的人们，为了正在世间的人们，我们必须见证。”
埃利·威塞尔，1928年生于匈牙利一个名叫锡盖图的犹太人聚集区。
童年的他，对神秘的宗教充满热忱，参加教堂的祈祷仪式，埋头研习《卡巴拉经》教义，和执事谈论上帝和真理。
1944年春天，电台传出匈牙利法西斯上台的消息，不久，德国士兵戴着钢盔和骷髅头标志来了，警察冲进犹太人家庭，搜寻所有值钱的东西，聚居区被彻底清空，犹太人全部撤走。
暴烈的阳光下，人们背着包，由警察押送到火车站。
火车几日后到站。
靠窗站着的人念出了站名：
奥斯维辛
车厢开了，几个穿着黑裤子的男人拿着电筒和棍子叫道：“所有人都下车！快点！”
黑夜里散发着烧焦的皮肉的味道。
党卫军们端着机枪：“男的站左边！女的站右边！”
威塞尔被爸爸拉着站到了左边，他回过头，看到妈妈和姐姐妹妹走向右边。
在不远处，一辆卡车将运来的东西往火沟里倒，他看见了，是小孩！
威塞尔紧紧抓着父亲，下颌剧烈地颤抖。
他们奉命进入棚屋，十个囚犯拿着棍子到处乱敲：“脱光衣服！快点！出来……”
早晨五点钟，人们被赶出棚屋，光着身子在寒风中奔跑。
忍受雨点般的挨打，听党卫军训话，“你们永远记住，这是奥斯维辛，是集中营，在这里，你们必须劳动，否则就直接进焚尸炉！”威塞尔的父亲突然间肚子痛，他礼貌地询问卫生间的位置，却被一个耳光扇倒在地。
点名，劳动，跑步，睡觉。食物是一碗浓汤和小块面包。每日如此。
但威塞尔这批人是集中营里最幸运的，他们通过了选拔。
红框为埃利·威塞尔，摄于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解放数天之后。 图片来源：U.S. ARMY/ASSOCIATED PRESS
威塞尔和父亲被分配到劳动营的帐篷里，活不辛苦，但是牢头经常发疯。
有一次，威塞尔撞在了枪口上，他就发疯似地扑了过来，拳头恶毒地落在胸口和头上。
还有一次，威塞尔撞见了他正和一个波兰姑娘睡觉，结果在点名时威塞尔被鞭子抽得昏厥过去。
领队弗拉内克为了得到威塞尔的金牙套报复他。
因为他的父亲没有学过齐步走，弗拉内克以此为由，每次都把“老废物”打得很惨。
在这里，威塞尔和周围的人一样，看过无数的绞刑。
他印象最深的是一个12岁的小男孩，在几千人面前被吊死，因为他太轻了，挣扎了半个小时，威塞尔经过时他还活着，舌头是红色的。
他听到身后有人问：“上帝在哪里？”周围一片死寂。
营房里每个星期都有筛选，只有体魄强健的人能留下，筛下去的人则被直接送往焚尸炉。
威塞尔和父亲经过几次惊险，他俩都躲过了筛选。可是他们的朋友阿基巴却没有通过。
冬天到了，他们只能穿着衬衫去劳动。
一月时，威塞尔的脚冻肿了，不能着地，医生要求他必须立即手术。
手术完第二天，集中营传言战线突然逼近了，苏联红军几个小时就会到这儿。
集中营里一片混乱，党卫军要求所有人撤离。
大雪纷飞。
集中营大门打开，几百个党卫军荷枪实弹，在后面催促着：“快点！你们这群脏狗！”
跟不上的一律就地枪决。
身后的人接二连三地倒下，黑夜中不时传来枪响。
威塞尔脚上的伤口裂开，脚下的积雪染成红色，每跑一步，全身就抖一下，死亡的念头一度让他着迷。
在行进了:70公里后，他们终于到达了一个废弃的小山庄，在接到休息的命令后，囚犯们齐刷刷地倒在雪地里。
在雪地里睡着，就意味着有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
父亲拼命摇着威塞尔：“别在这里……起来……再走几步，我的儿子……来啊……”
四周散布着硬邦邦的尸体。
他们继续行进，在走了几个小时后，零落的队伍到达了格莱维茨集中营。
他们被赶紧一间黑暗的棚屋里，三天滴水未进。
三天后，囚犯们上了没有车棚的火车，在拥仄的车厢里，已难以分辨哪些是活人，哪些是死人。
父亲就在威塞尔的身边，蜷缩着，肩上都是雪。
威塞尔大叫着，没有回应。
外面党卫军边走边喊：“把死人扔掉！把所有尸体都扔出去！”
威塞尔用力扇他耳光，捶打他。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睁起呆滞的眼睛。
没有任何食物。不知道过了几天几夜。
有一次车停下来，外面的工人向里抛了一块面包。
几十个人便扭打起来，有人甚至掐死了自己的父亲。
最后一晚，车到了布痕瓦尔德。
原先每节车厢有100多人，下车的时候只有20多个，威塞尔和父亲都还活着。
父亲一天比一天衰弱。
他染上了痢疾，和五个病人在一块，他们抢走他的面包，还揍他。
威塞尔守着他，他已经意识模糊。
党卫军进来宣读命令时，威塞尔回到自己的床上，父亲仍在呻吟：“我的儿子，水……我不行了……”
一个军官走近他，喝令他闭嘴，但是父亲听不见，军官于是用警棍狠狠地敲他的头：“住嘴！老东西！”
那晚，父亲嘶哑的嗓音：“我的儿子……来……我和你说点事……来啊……”
威塞尔害怕挨打，没有回应。
“来啊……不要让我一个人待着……”
仍然没有回应。
在回忆录里，威塞尔忏悔。
“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把我逼到绝境的世界，它把我变成另一个人，唤醒了我心中的恶魔，最为卑贱的思想和最为原始的本能。
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名字。一声呼唤。而我没有回应。”
天亮了，父亲的床铺已经换人，他应该是黎明前被送进了焚尸炉。
战争没有持续太久，1945年4月，一辆美军坦克出现在布痕瓦尔德门口。
战争结束了。
17岁的威塞尔去了法国，在索邦大学学习，19岁时成为一名记者。
获释后的十年里，他一度想过自杀。在公开场合，他从未谈论过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
他等待着人们给受难者一个说法，可社会选择沉默。
甚至有一些伪历史学家宣称，大屠杀从来不曾发生过。
可是，600万犹太人哪里去了？
埃利·威塞尔感到的，不是悲哀，是愤怒。
“我不想让自己变成疯子”，为了不让罪恶与暴力重蹈覆辙，他选择为受害者出庭作证。
因为“如果我们忘记了，我们就是罪人，就是共犯”。
他身兼作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教授、剧作家等多种身份，为人类的和平事业倾其一生。
身为作家，他一生出版了近60本书，包括小说、非虚构写作和回忆录等，多以大屠杀为主题。
1958年，他最著名的自传《夜》出版，这本书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销量达上千万册，与安妮·弗兰克的《安妮日记》并列为犹太人大屠杀的经典作品。
我不确定我的文字是否足够到位，虽然我写了。”他曾说，“也许没有文字能够描绘出那些发生过的事情。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德国人（纳粹）……这些残酷的杀手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功了，他们让受害者甚至无法找到一种合适的语言来形容他们的罪行，因为人类语言中不存在与之对等的描述罪恶的词语。”
作为社会活动家，他到世界各地演讲，积极促成国际和平事业。
1978年，威塞尔被任命为大屠杀遇难者总统委员会的主席。他在任期内，努力促成了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成立。
他还向总统发声，努力为那些未来的种族灭绝受害者实现 “永不再犯”的承诺。
1985年在白宫，他要求时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取消对西德二战军事公墓的访问。
“总统先生，那个地方不是您应该造访的地方。”他说，“您应该和纳粹受害者站在一起。”
1986年10月14日，美国前总统里根向威赛尔颁发美国国会荣誉勋章。
1986年，威塞尔和马里昂一起成立“埃利·威塞尔基金会”，致力于维护许多人的权益：苏联的犹太人、尼加拉瓜的米斯基托语印第安人、埃塞俄比亚裔的以色列青年、阿根廷“肮脏战争”后的失踪者、柬埔寨难民、库尔德人、非洲饥荒和种族灭绝的受害者、南非种族隔离制度受害者、前南斯拉夫地区战争的受害者，等等。
1986年，威塞尔获诺贝尔和平奖。
时任诺奖主席阿尔维克在演讲中说：“他是从死亡集中营深渊中走出的人类信使，他带来的是互爱和赎罪的信息，而不是仇恨和复仇。”
威塞尔与曼德拉
1993年，威塞尔敦促时任总统克林顿对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暴力行为采取措施。
克林顿和希拉里也向威赛尔表达了敬意：“埃利肩负了幸存下来的福分和责任……他用自己的言行见证并修筑了记忆的纪念碑，教育当下和未来的世代要认识到冷漠的危险。正如他时常所言，一个正直的人就能产生改变。”
2009年，他和美国总统奥巴马、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一同前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营地。他恳求奥巴马帮助世界走向和平。
2009年6月5日，默克尔、奥巴马和威塞尔共同访问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营地。
2016年7月2日，威塞尔在家中辞世，享年87岁。
他一生收获了无数的荣誉和奖项。除了诺贝尔和平奖以外，他还受封英国荣誉骑士，奥巴马在2009年为他颁发国家人文奖章。
威塞尔去世后，奥巴马撰写了纪念长文，称赞他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道德声音之一，在很多方面堪称世界的良心”。
威塞尔曾在回忆录里写道：
“如果一个证人不惜自我折磨选择作证，他是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为了明天将要出生的孩子：他不愿自己的过去成为他们的未来。”
不容青史尽成灰。
斯人已逝，记忆犹在，埃利·威塞尔的确做到了。
